肯尼迪(93)_西奧多·索倫森

九三

　　在贖罪這個問題上，總統本人倒有過一定程度的經歷。他原先在裁軍方面的興趣大多是出自宣傳的原因——希望影響中立國和「世界輿論」。當裁軍計劃的制訂人員在為1962年春天的日內瓦裁軍會議作準備時，總統告訴他們，要他們拿出「不是十分複雜、十分謹慎以至完全缺乏力量和號召力的」反提案，去對付蘇聯提出的籠統的、過分簡單的提案。不過他越來越認識到，在搞軍備方面不存在最終的安全，甚至在我們儲存的核武器有所增加時，緊張和危險也在增長。他逐漸地、但仍然有點懷疑地開始認為，裁軍是確實能實現的，他在軍備競賽方面花費的錢也總有一天能用到衛生和教育事業上去，而且這個新機構在白宮大力推動下為他的政府制定的計劃，也是朝著他並不指望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能實現的目標前進的一個良好開端。

　　總統認為不應讓俄國人壟斷「全面徹底裁軍」這塊招牌，因而在自己的提案中也採用了這個不現實的名稱，儘管有人擔心，認為就連這個詞也是共產黨的花招。美國的計劃同蘇聯的計劃大為不同——特別是美國要求檢查每一國家可能保存的不論何種武器，而不只是檢查它所銷毀的武器。美國計劃還要求分階段達成全面裁軍，同時為了監視而建立起平行的維護和平的新機構來。在這方面美國的計劃也比蘇聯的現實和具體。在日內瓦，肯尼迪和赫魯曉夫就裁軍問題舉行的會談，是他們最黯淡的一次會談。這部分是由於美國還沒有訂出自己的計劃，而兩人中看來也沒有一個人對蘇聯的計劃十分熟悉。但主要是由於赫魯曉夫冠冕堂皇地大談起全面徹底裁軍——把它說成太平盛世，到那時監視將無關緊要，禁止核試驗與之相比也已經無關緊要了——至於太平盛世怎樣才會出現，他隻字未提。

　　對於象蘇聯那樣一個迷信保密的封閉社會的領袖們來說，外界對他們國家進行監視這個概念是不堪設想的。「一種極權制度不能接受那種確實是合乎需要的監視……因為（它）只能在保密中存在下去，」總統在三人電視會見中這樣直言不諱。後來，他意味深長地補充說：「我認為，照相機確實正在成為我們最好的監視員。」他也許是指U－2飛機對古巴的空中監視。但公眾也日益知道，儘管美國飛機不再侵犯蘇聯的領空，在高空軌道運行的人造衛星卻監視著地球的每個角落。從外層空間進行觀察猶如從公海上進行觀察一樣，是合法的。但是它要有效得多，而且使監視和保密的種種爭議多少都顯得無足輕重了。

　　使總統驚異的是，蘇聯談判代表于1961年秋天同意把美國關於裁軍的一項新的「原則聲明」作為聯合宣言，但是關於對保留的武器進行監視這一很童要的問題卻不包括在內。這樣，他們便接受了他們長期加以反對的若干問題。但是總統說：

　　「所有涉及原則的問題都還沒有解決」，而且
　　單靠原則是不夠的。因此，我們向蘇聯提出挑戰，目的不是
　　進行一場軍備競賽，而是展開一場和平競賽：一步一步，一
　　階段一階段地共同前進，直到確實取得全面徹底的裁軍為
　　止……

　　今天……所有的男女和兒童都生活在達摩克裡斯的一柄
　　核劍之下。這柄核劍由最細的線懸掛著，這根線隨時都可能
　　由於意外事件、估計錯誤或神經錯亂而被人割斷……除非人
　　類在社會和政治發展方面能與武器和技術的進步並駕齊驅，
　　否則我們的巨大力量就會象恐龍一樣，變得無法加以適當的」
　　控制，而人類也就會象恐龍一樣，從地球上消失。

　　二、聯合國

　　以上的講話是引自1961年9月約翰·肯尼迪向聯合國大會發表的演說。當時正是該機構成立以來的一個關鍵性時刻，是它十六年的歷史中最為關鍵性的時刻。蘇聯對聯合國在剛果維持和平的行動特別感到惱怒，它正在從財政方面慢慢地扼殺這個機構，破壞它的發展，它還堅持設三個秘書長而不是一個秘書長，每一個代表一個不同的集團（東方，西方和中立國家），每一個有權否決其他兩個的決定。

　　這個通稱為三駕馬車（由三匹馬並排拉著的一輛俄羅斯運貨馬車）的原則如果付諸實行，那末聯合國就會永久癱瘓。赫魯曉夫提出這個原則來是由於對秘書長哈馬舍爾德感到憤怒，指責「他喬裝成一個中立人士……」。他在維也納對肯尼迪總統說，只有中立國家，役有中立人士，並說剛果事件給蘇聯上了一課——聯合國竟然能夠幹出損害個別國家利益的行為。他說，蘇聯並不謀求控制這個組織，但是也不希望美國來加以控制。他繼續說，美國在聯合國掌握著多數，可是時代是會變的。聯合國不是一個議會，所以多數原則在那裡是行不通的。有了三個秘書長，那就誰也不能奉行偏袒任何一方的政策了。

　　那時，人們似乎沒有理由相信，赫魯曉夫主席能做到撤換哈馬舍爾德和修改聯合國憲章。相反，哈馬舍爾德正在一天天使聯合國成為一個更有意義。更有力量的工具。但是1961年9月18日星期一早晨，正當肯尼迪在科德角乘上「空軍一號」返回華盛頓時，他接到了一份令人悲痛的電報。哈馬舍爾德在剛果因飛機失事而身亡了。總統同秘書長並不十分熟悉，但是他欽佩他的勇氣和才幹。他說：「我希望我們大家都認識到由於他的去世而壓在我們肩上的重擔。」

　　僅僅三天之前，肯尼迪曾暫定在9月25日聯合國大會開幕時向該組織發表演說。這時，某些方面人士建議他等局勢明朗以後再說。聯合國的氣氛是沮喪的、混亂的。蘇聯人堅持說，如果不設置三駕馬車，他們甚至對推選一位代理秘書長也將行使否決權。剛果行動處於擱淺狀態。最後一次會議由於赫魯曉夫和卡斯特羅的滑稽動作，有時象在演馬戲那樣。此外，世界許多方面——關於柏林、核試驗、東南亞、比塞大等等——日益增長的緊張局勢，這時也給聯合國的前途蒙上了疑雲。

　　但是總統相信，聯合國必定有前途。他希望自己能幫助重新燃起人們對它的希望。他把演說中用來吸引人注意的內容，諸如「人類的議事日程」或「世界人權法案」等統統刪去，決定就聯合國大會和全世界所面臨的真正問題發表一篇強有力的講話（他打破了人家告訴他的，通常發言以一小時為限的規定）：包括維護一個更強大的沒有三駕馬車的聯合國、關於裁軍和禁止核試驗、關於外層空間和經濟發展方面的合作、關於結束在西方以及在共產主義帝國中的殖民主義以及認清共產主義對柏林和東南亞和平的威脅等問題。他要求美國就聯合國努力的方向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來，並把這些內容包括在他的演說中。

　　幾天以後，我們在海恩尼斯港度過了一個緊張的週末，把這篇演說寫好又一再修改。我同總統一起在他的別墅裡工作，通過電話討論，最後又在他從科德角穿越濃霧飛往紐約的飛機上工作。因為總統座艙和客艙裡都擠滿了人，聲音嘈雜，我們便蹲在兩艙之間沒有人的通道裡，邊推敲邊整理講稿。他建議我們倆各自寫個結尾部分，然後把兩者的精華綜合起來。在紐約，他把最後一份稿本朗讀給臘斯克和聯合國美國代表團聽——這在他來說是不尋常的做法——然後當晚又作了最後的修訂。

　　次晨，當他大步走上那間大廳的講壇時，秘書長的席位空著，氣氛似乎異常陰鬱。總統平靜地開始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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