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79)_西奧多·索倫森

七九

　　我們並沒有試圖進行這樣的改組。在隨後的兩年中，當反托拉斯部門控告鋼鐵工業密謀操縱價格的七份重大的控訴狀都成立以後，對肯尼迪兄弟馬上召集大陪審團進行調查一事進行攻擊的那些人，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一個大陪審團於1964年4月就最大的一份控訴狀作出了判決。該陪審團是從肯尼迪兄弟組織的上一個陪審團那裡取得情報的。

　　1962年4月，使反托拉斯官員特別感興趣的一件事就是，伯利恒鋼鐵公司總經理馬丁在布勞宣佈漲價前不久發表的一項聲明——說這時不是漲價的時刻。但是伯利恒鋼鐵公司是首先加入美國鋼鐵公司一起漲價的。這是一種玩弄陰謀、實施壟斷、蓄意欺騙的證據呢，還是象他們自稱的那樣，是對他們的講話引用得不正確呢？反托拉斯司有責任予以查明。聯邦調查局人員的正常工作是為政府各個部門調查事實，他們不僅訪問了所有公司的高級行政人員（美國鋼鐵公司的總顧問告訴他們，他和他的同事「太忙了」，當時無暇與他們交談），而且也訪問了採訪過伯利恒鋼鐵公司會議的三個新聞記者（他們都支持自己的報道）。

　　我為星期四在內閣會議室舉行的會議所草擬的文件中僅包括兩個明確的項目：反托拉斯和國防部採購行動。雖然這兩個行動都助長了事情的重要性的總的氣氛，但兩者都沒有提供撤銷鋼鐵漲價的措施。出席那天早晨八時五十分的會議的，除總統和我之外，還有羅伯特·肯尼迪先生，戈德堡先生，麥克納馬拉先生，霍奇斯先生，財政部副部長福勒先生，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狄克遜先生，沃爾特·赫勒先生，拉裡·奧布賴恩先生以及幾個次一級的內閣成員和助理。大體上就是這一批人組成的戰略小組在第二天又舉行了會議。

　　看來唯一的其他切實可行的行動將是採取新的立法措施。儘管國會中的民主黨人很早就支持總統的立場，但總統認為這是一個困難的途徑。他回憶起杜魯門強制鐵路工人復工的倒運的行動，又回顧了一下他前一天早晨的處境，不想倉促行動。鋼鐵工人工會已履行了他們的義務，總統不想採取同鋼鐵工業界對抗的行動——例如，對鋼鐵工業徵收關稅和國內賦稅的建議——因為這將減少鋼鐵工業的就業人員。正在佛羅裡達州休假的財政部長狄龍，則反對目前對擬議中的投資納稅優惠辦法和折舊提成改革作任何變動。總統說，如果短期內不能撤銷漲價，他將向國會提出立法建議。他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聲明並不是一項法令。

　　政府中的所有經濟學家將合編一份《鋼鐵實況》或《鋼鐵白皮書》，廣為分發。我們還通過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要求各民主黨州長對鋼鐵漲價表示遺憾，並要求地方鋼鐵界人士不要加入漲價行列。政府發言人奉命參加各種電視訪問節目。

　　在國會上，參議員凱弗維爾已對總統準備戰鬥的號召表示歡迎，並安排好由他的反托拉斯小組委員會進行一次調查。眾議院的反托拉斯小組委員會，兩院的小企業委員會，以及其他委員會和個別成員都對總統表示支持。賓夕法尼亞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候選人和州長候選人，眾議員范·贊特和斯克蘭頓電告羅傑·布勞，鋼鐵漲價「對賓夕法尼亞州，對美國，對自由世界來說，都是錯誤的」。除了少數可以預料到的例外，全國的社評作者和專欄作家都拒絕支持漲價，而且絕大部分是支持總統的。

　　那天下午，布勞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聲明是溫和的、採取守勢的。霍奇斯在答覆中進行了猛烈的回擊，他斥責有「一小撮人實際上是把美國鋼鐵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美利堅合眾國放在第二位的」。他嘲笑了布勞的一種論點，即國外的競爭使漲價成為必要的事，他還駁斥了公司的一種托詞，即提高別人的機器成本是美國鋼鐵公司可以獲得足夠資金來使其本身機器現代化的唯一辦法。

　　可是當公眾繼續猛烈抨擊時，總統卻也在探索私下勸說的途徑。在這場戰鬥初期，他就曾要求他的政府中與企業界有聯繫的人員——包括霍奇斯、古德曼、赫勒、麥克納馬拉、吉爾帕特裡克、福勒、狄龍、戈德堡、魯薩等人——同那些仍然保持不漲價的鋼鐵公司、有可能考慮撤銷漲價的鋼鐵公司、與鋼鐵工業有聯繫的銀行家、鋼鐵買主和鋼鐵業的律師等上述幾方面人士中他們原有的熟人進行接觸。他們不用進行威脅，也不用提出什麼引誘辦法，而是向他們指明物價穩定和較好的國際收支狀況是符合國家利益的，並且要在政府和鋼鐵公司之間建立起可靠的聯繫渠道。

　　這一分化瓦解策略的不少希望都寄託在芝加哥的內陸鋼鐵公司身上。該公司的總經理約瑟夫·布洛克被認為是一個「工業政治家」，在總統的勞資問題諮詢委員會任職。布洛克雖在日本，但政府還是連續不斷地打電話給內陸鋼鐵公司的其他行政人員。內陸鋼鐵公司認識到，制止國際收支和通貨膨脹的惡化是關係到國家利益的，認識到政府在幫助獲得一個反通貨膨脹的勞資協議中應起到作用，於是也認為1962年4月不是提高價格的時候，並於星期五早晨宣佈它不漲價。總統立即打電話給另一位朋友，凱澤鋼鐵公司的埃德加·凱澤，而這個小得多的公司也作了同樣的宣佈。還有另一家公司，科羅拉多燃料和鋼鐵公司也宣佈，它將來至多僅考慮對某些品種有選擇地漲價。

　　星期五在內閣會議室舉行的會議上，出現了一種樂觀的調子。宣佈不漲價的公司，加上直到那時還搖擺不定的阿姆科鋼鐵公司，大概擁有不到百分之十五的鋼鐵生產力，如果它們堅持不漲價，還可能使其擁有的生產能力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弱。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根據他在福特汽車公司工作的經驗說：「沒有一家公司願意放棄那額外的百分之十裡邊的任何一宗生意。他們就不得不都把價格降低下來。」我們於是一致同意，主要的努力應該是對阿姆科鋼鐵公司施加影響。

　　阿瑟·戈德堡沒有參加星期五的會議，他到紐約去參加與美國鋼鐵公司行政人員舉行的三次秘密會談的最後一次。總統在開頭的怒火消失後，對向他挑戰的公司和鋼鐵工業都並不記恨。他所尋求的不是報復，而是撤銷漲價的問題。那些以比較簡單化的階級衝突觀點來看待大企業的人認為，鋼鐵業故意欺騙了他，應當予以懲罰，而不應當與之談判。但我自己的信念是，鋼鐵工業的錯誤行動——這種錯誤行動使美國總統誤解了鋼鐵工業的意圖，他很遲才知道他們將要採取的行動，而且他們挑選的時間也使總統顯得很不好——是缺乏考慮的結果，而不是惡意的產物。要是理查德·尼克松^①在白宮掌權的話，鋼鐵工業的大多數總經理可能多少會審慎一些，因為在1960年他們花了比這一次大得多的代價取得協議後才沒有作出讓步的。雖然這樣，我還是認為，他們的動機主要是基於狹隘的、目光短淺的經濟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

　　①在1951年的競選運動中，他們給予尼克松的捐款比給予約翰·肯尼迪的要多二十五倍。

　　美國鋼鐵公司與仿效其行動的大多數公司不同，它雖然維持了正常的股息，事實上它的利潤卻下降了。羅傑·布勞每年的薪金比美國人民付給他們總統的薪金要多好幾倍。肯尼迪對他的印象是，他是個誠摯的人，即便多少有些呆板。布勞在鋼鐵工業界的某些同事很可能抱著「讓我們給白宮那個人看看誰是主人」的態度，而總統的反映似乎使布勞和另外一些人真正感到驚訝和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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