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64)_西奧多·索倫森

六四

　　政府擴大出口貿易的努力甚至更為強烈地喚起了公眾的注意。在商務部長霍奇斯的指揮下，我們使用了各種不同的手段——包括派遣貿易代表團，進行市場調查，鼓勵出口，以及對美國商人進行教育等。一個全新的出口信貸保險計劃發展起來了。但主要的成果——也是肯尼迪政府的主要立法成果之———是1962年的擴大貿易法。

　　如同1961年的反衰退計劃和1963年的減稅（以及1963年下半年的民權法）那樣，1962年的貿易法案成為該年全部努力的中心。它是國情咨文中特別強調的課題，是該年第一個特別立法諮文中的課題，是總統用圖表對民主黨議員進行打氣講話的課題，是總統幾次演說的課題，也是白宮列在幾乎所有其他法案之上、優先進行緊張遊說活動的課題。總統說，新的提案指望通過使我們的出口增長得比進口快，通過使我們的商人能以更為平等的條件向歐洲共同市場銷售商品，而不是在那裡開設工廠，將會改善我們的國際收支狀況。

　　但是對國際收支的種種考慮僅有助於說明長期以來要求擴大貿易的許多論點中的一個方面。富蘭克林·羅斯福和科德爾·赫爾的互惠貿易協定法已經過時和不適當了，因為連續地延長期限限制了總統的談判權力。歐洲經濟共同體——通稱共同市場——的顯著成長和議價能力的加強，以及1961年英國及其歐洲貿易夥伴申請參加共同市場一事，對新的立法產生了新的壓力。如果美國的工商業和農業不能以適當的條件分享該市場的發展，那末總統想促成範圍更大的大西洋團結和規模更大的美國繁榮的願望顯然都不大可能實現。

　　1962年中期，互惠貿易法到期了。1961年秋天，當我們擬定肯尼迪的第二個立法計劃時，某些顧問只建議把現行的互惠貿易法作第十二次的再延期，只略作一些通常的最低限度的修改。這種策略可以使我們有時間在國會和全國進行醞釀，並等待歐洲共同體對英國申請加入共同市場的問題採取行動。但是總統感到，跡象很清楚，事態的發展可能出乎我們的預料，而且既然一個簡單的延期也會引起一場劇烈的鬥爭，不如就來為一項全新的貿易法進行一次鬥爭，而且也只需要進行一次。總統說，「美國不是靠了等待別人領導而強大起來的……經濟上孤立就不可能發揮政治上的領導作用。」

　　他在行政部門中建立了一個由費城的銀行家霍華德·彼得森領導的特別機構，它幫助在國會中和各種宣傳工具上促進這一法案。因為彬彬有禮的商務部長比國際法學家喬治·鮑爾——他是我們的貿易專家和歐洲經濟共同體事務專家——更易為抱懷疑態度的議員們所接受，總統於是命令霍奇斯，而不是副國務卿帶隊去參加國會山的全部聽證和磋商活動。但是他總使白宮密切地協調這些活動。

　　國會通常對老的互惠貿易法的表面更動甚至都要抱怨的，因此它對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法案幾乎完全是沒有精神準備的。這個法案要授權總統在五年的限期內可以對全部關稅削減多達百分之五十的稅款，並可以對主要是由美國與共同市場進行貿易的商品實行免稅。總統決沒有回避這一事實：即為了多銷售一些商品，我們就得多買進一些商品；同時，他提出了一個措施（幾年以前他當參議員時就曾第一次提出過）作為貿易法案的一部分，它規定由於必需的進口增加而受到損害的企業和勞工，由國家對其提供聯邦的「調整補助」。

　　他並不指望這項徹底改革的條款會得到通過。這個條款包括了就它們自身來說決不能獲得通過的各種有關社會福利和經濟補助的內容。然而，把這項規定包括進去，有助於爭取那些持懷疑態度、傳統上主張保護貿易的勞工界朋友來支持這一法案。它還可以作為一個「避雷針」，把火力從其他各項條款上吸引開，而且如果需要達成一項折衷辦法，它還可以作為討價還價的本錢。這個法案的精心安排和驚人成功的最好證據是，當它送到白宮來簽署時，它仍然存在一些關於重新調整的條款。

　　肯尼迪在1960年競選前的旅行中毫不奇怪地發現，各州的民主黨人都贊同党的傳統的自由貿易政策，只要他們本州的產品受到保護就行。國會的權力既然是按州和地區加以劃分的，這就使國會具有保護主義的性質。這一點他從當議員時受到的壓力上就知道了。而在1961年盧·哈裡斯的三次民意測驗——在佛羅裡達州、西弗吉尼亞州和伊利諾斯州——中，都沒有出現多數人支持擴大貿易的情況。

　　1962年，總統著手來爭取多數人的支持。他說，現在，我們應該認識到，貿易「不再是一個地區性經濟利益的問題，而是一個全國性的重大政策問題了」。他強調指出，法案中暗示的西方聯合起來的經濟力量將會使共產黨人在經濟上相形見絀。他說，「這個法案可以使我們與共同市場達成一筆交易，從而也就為爭取自由『發出了一次打擊」。他經常同那些關心特別易受損害的商品的參議員和眾議員會談，這樣就在兩院中逐漸建立起了一個多數，使他既沒有作出原則上的妥協，也沒有失去多大的靈活性。

　　隨著共和黨企圖取消「調整補助」並提出許多其他破壞性的修正案的努力遭到失敗，這個法案就在它提出的那一年基本上按照原樣通過了。第二年，戴高樂否決了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申請，從而推遲了西方走向聯合的進程，並使這個法案中「完全免稅」的那一部分有所更動。某些人堅持，政府本來應該為應付這種意外情況爭取通過一個修正案的。但是總統在1962年只能根據英國將被接納這一假設提出立法建議來，他也不願使這整個問題在1963年再次提出來，以免受到國會的一系列新的壓力。

　　他在貿易方面享有的權力比他的任何一個前任所享有的仍然要大好幾倍，而且甚至在同歐洲開始一輪新的討價還價以後——歐洲人在1963年稱之為「肯尼迪回合」，這使他多少有些不自在——我們的出口和出口順差還是比過去的水平有顯著的增加。然而，貿易對於解決國際收支問題只不過是一個長期的辦法。共同市場降低它自己的關稅壁壘是緩慢的，特別是在農產品方面，在這方面我國有著極有利的競爭條件。（有天，總統裝著絕望的樣子問道，「『大聯盟』會在小雞身上垮掉嗎？」）

　　總之，儘管他作了種種努力，國際收支這根「大棒」仍然在威脅著他，限制了他的國內經濟計劃的規模。1963年11月，他考慮採用更為有力的措施去阻止美國資本外流，還談到要把我們這些研究這個問題的人召集起來，在戴維營舉行一整天的籌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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