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63)_西奧多·索倫森

六三

　　他無意使美元貶值，也不想用停止信貸、停止進口或停止美元兌換等辦法去制止美元和黃金的外流。他並不認為一定要在削弱國內經濟或削弱美元的國外價值之間作出抉擇。不過他的確認識到，美元危機限制了他在反衰退的鬥爭中充分利用貨幣政策——降低利率。事實上，他擔心的是，權力很大和不受約束的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威廉·麥克切斯尼·馬丁可能通過提高利率來妨礙經濟恢復。聯邦儲備委員會的人員一貫害怕的是通貨膨脹，而不是失業，同時根據記載，國際收支的壓力加上經濟發展就需要提高利率。根據法律，肯尼迪是不能命令馬丁做任何工作的。但是他經常私下和他商談，公開讚揚他的工作，並重新任命他為主席。他邀，請馬丁到他的辦公室裡同「三駕馬車」（赫勒、狄龍和貝爾），一起參加定期召開的機要會議、在這些會議上，著重討論的是有關經濟需要方面的問題。在兩年半的時間內，同前幾年破記錄的提高恰好相反，抵押貸款和債券的長期利率全壓低了。與此同時，短期利率則明顯地提高，使它足以阻止短期資金繼續大量地外流。

　　肯尼迪制訂預算的自由也受到國際收支問題的限制。狄龍說，肯尼迪的各種新計劃所造成的一個過大的預算赤字，會使外國銀行家們認為（不管正確與否），美元的價值有問題，因而要兌走更多的美國黃金。在1月26日的第一次內閣會議。財政部長對他的同事們闡明了這個問題，並就這個問題給予預算的影響發出了警告。在隨後的歲月裡，我們在同一個房間內為這個問題召開了無數次會議。

　　肯尼迪在政府內的同事們幾乎一致認為，他對這個問題過分關心了。甚至財政部長對他促使他們採用更快的、影響更為深遠的解決辦法的要求也予以抵制，特別反對關於限制美國資本向國外投資的任何做法。（一個非官方的顧問私下對總統說，財政部「容易患銀行家的綜合病，這種病是：預見到災難，卻又不願採取行動」。總統本人在我們的一次會議上曾對狄龍說，在這個問題上，「財政部倒很善於擊落飄浮到政府別的部門上去的所有氣球。」）更為關心國內經濟問題的經濟顧問們指出，別的國家欠我國的全部債款遠遠超出它們對我們的黃金儲備的要求，而且擁有自由世界五分之二黃金儲備的歷史上最富有的國家，不大可能處於可怕的困境。

　　有些顧問私下對總統說，即使貶值也不是不可考慮的——那將是制度上的一個劇烈的改革，但總比讓整個制度遭到破壞可取。但是總統強調說，他甚至不希望在他的辦公室以外提起這個最後的手段。貶值將使我們花了很大氣力建立起來的國際貨幣制度完全崩潰，它會導致這個國家的信譽和穩定，以及總統的能力受到懷疑。

　　有一天，當我們仔細研究關於這個問題的可以說是第一百萬份報告時，他對我說，「我知道別人都認為我為這個問題太操心了。但是如果一旦發生向銀行擠兌黃金的情況，而我不得不將美元貶值，或者把我們的軍隊撤回國來，象英國所做的那樣，那末我就會焦頭爛額。況且，這是戴高樂和所有其他的人放在我頭上的一根大棒。任何時候只要一發生危機或爭執，他們就可以把所有的美元全拿來兌換，那一來我們將落到什麼地步？」他懷疑造成1960年提取黃金的那些令人沮喪的謠言，就是由一些美國銀行家故意散播的，其目的是要使他在政治上處於困境，他對此也掌握有一些證據，所以他不願意在1964年遭到這種同樣的策略的中傷。

　　在狄龍和他的有才幹的副部長羅伯特·魯薩的幫助下，總統制止了國際收支逆差和黃金外流。儘管歐洲國家不大願意使它們的儲備金中大部分是美元而不是黃金，我們自己黃金儲備的外流在肯尼迪執政的最初三十二個月裡，比他就職前的三十二個月減少了一半以上。但是國際收支逆差總的說來卻比較難以對付。自從蘇伊士運河危機使我們的國際收支暫時轉為順差以後，1963年的第三季度比之任何一個季度來說，是國際收支狀況最好的一個季度。

　　不過這一季度的成績部分是由於總統對於在我們市場上流通的外國債券提出一項法案要徵收一種特別稅而產生的有利影響。他說，這類法案是他希望財政部早就能夠提出的。美國的海外投資大部分沒有受到限制，他對這種政策依舊表示懷疑。總統說，「當然，從長遠來看，這種投資會帶來較多的收益，但到那時候，這個問題已經不存在了。我們為了不觸及私人投資和旅遊開支而壓縮了必要的公共活動，這種情況實在是很荒謬的——可是，顯然這就是現實生活。」每當戴高樂將軍和他的助手們帶有威脅地談到，要不讓美國人在歐洲投資時，肯尼迪私下就希望他們真會這樣做。

　　儘管如此，我們在其他方面也正獲得緩慢的進展。當外國商品的成本和價格提高時，美國的商品仍保有競爭的能力。財政部與其他國家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起，採取了一種複雜的安排辦法，用其他國家的貨幣來保護美元。國務院、國防部和財政部勸說其他國家向我們購買更多的軍事裝備，並讓他們提前償還舊債。儘管有柏林的軍事集結，一個比較現代化的軍事機構導致所有其他部門全削減了海外開支。聯邦的民事機構本來把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搆看作是提高威望的標誌，這時全受到勸阻，要它們不要這樣做。

　　防止美國人逃避國外所得稅的法律變得嚴格起來。要求別國償付他們承擔的那部分對外援助和軍事負擔也取得了進展，而我們自己在這些方面的支出差不多完全限於在美國採購。除了採用較高的短期利率之外，新稅率的刺激又促使較多的短期外國資金留在我們國內。總統還大力推動財政部與其他國家一起制定一個穩定得多的長期國際貨幣體系，以便為未來的高水平的國際貿易籌措基金，雖然這種努力只獲得了有限的成功。

　　這些措施和其他一些措施，遇到需要立法時，一般總是獲得國會批准的，不過大多數美國人對此一般是不知道的。有兩種做法的確引起了比較廣泛的注意。一個是縮短日益擴大的「旅遊業差距」，建立一個新的美國旅行社，簡化簽證手續，以吸引更多的外國遊客到這個國家來，同時把我國公民到國外旅行費用的免稅額從五百美元降低到一百美元。總統說，「如果我們限制軍人的海外開支，這些有錢人——包括我的姊妹在內——為什麼就不能在旅行中少花一些呢？」沃爾特·赫勒在1963年秋天建議，傑奎琳·肯尼迪——她到國外的旅行曾經被大肆宣傳，並受到有些人不以為然的批評——是否可以作一次「首先遊覽美國」的旅行，作為我們爭取更多的美國人在他們自己國家度假所進行的努力的一部分。總統笑道，「明年。明年，我將要求她這樣做。」同時，他認為，對一切海外旅行都加以限制——或者象某些人提出的那樣，徵稅——是不公平的，這對教師、學生和其他不大富裕的旅客都有不良的影響，而提出這種措施的人卻不願對美國資本的流動施加同等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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