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62)_西奧多·索倫森

六二

　　1963年秋天，《紐約時報》一篇關於肯塔基州東部一些處於絕境的家庭的報道使他很受觸動。他於是指示制訂一個救濟這些家庭的聯邦特別計劃，並打算親自去巡視這個地區。那年秋天，他還下令制定一個新的聯邦反貧困計劃。在11月間為1964年競選運動舉行的一次戰略會議上，一個選舉分析家警告他說，政治實力的平衡權掌握在富裕的郊區居民的手裡，這些人不擁護反貧困、最低工資標準和關於蕭條地區的計劃。在我把這一警告轉給沃爾特·赫勒以後，他問總統關於反貧困法案的工作是否還應繼續下去。回答是肯定的。多虧了肯尼迪繼任人的領導有方，這一法案在1964年終於通過了。

　　不過即使肯尼迪是在經濟衰退到達最低點時接任總統的，他對失業問題的攻擊還是沒有引起公眾多少興趣，這一點也是實在的。「百分之九十四的就業人員對百分之六的失業者不能再漠不關心了」，他與其說是尖刻地，還不如說是實事求是地這樣說道、等衰退一過去，國會立即就會阻止實施他的經濟綱領中的某些重大的項目，特別是關於不斷地加強失業保險，以及關於總統在經濟衰退時期有權降低稅率和加速公共工程等規定。國會議員們贊同他的加強住房信貸和小型企業信貸、放寬蕭條地區計劃以及改進公共福利等提案。但是總統說，在我們這個富裕的社會裡，重大的支出和改革總遭到「安於現狀的人們」的反對。改變總是為一些人所喜歡，而為另一些人所不喜歡的。他自己的哲學已經在他的就職演說中概括地說過：「如果自由社會不能幫助眾多的窮人，就不能保全少數富人。」這種哲學他並不僅僅是對外國應用的。

　　§國際收支和貿易

　　由於政治和經濟的原因，肯尼迪總統使用赤字開支和放寬信貸的辦法來同失業作鬥爭，但這並不是那麼切實可行。這個主要的經濟原因是一個很少有人關心。甚至更少有人瞭解、而黨的綱領和受人歡迎的報刊實際上全都忽略了的問題：那就是國際收支方面的問題。然而，在白宮裡，沒有幾個問題比它占去了肯尼迪更多的時間，或是成為更多的高級秘密會議討論的題目。

　　實際上，我們作為一個國家，這是一個長期地不得解決和日益嚴重的國際收支逆差的問題。從這個國家流出的美元要比流人的多。美國人在別國的投資和開支——如進口商、旅遊者、投資人和軍人的開支——遠遠超過了我們的出口收入、外國人在這個國家的採購、我們海外投資的股息和其他來源收入的數目。結果，在肯尼迪就職前的十年中，掌握在外國人手中的美元數量穩步增長，雖然外國人可以把這些美元兌換成黃金，但是在1958年以前，我們的黃金儲備仍然是穩定的。我們國際收支的逆差是適度的，並且有助於向遭受戰爭災難、「缺乏美元」的國家提供美元給他們使用。

　　但是在1957—1960年間，幾件事湊合在一起，使得這一長期存在的問題發展到了危機的地步。1958—1959年，高價的美國商品未能滲入競爭日益劇烈的歐洲市場，這急劇地減少了我們通常的貿易順差，而過去正是這種順差幫助我們彌補了海外駐軍、對外援助和其他支出的。西歐日益增長的經濟已使它成為一個具有吸引力的投資場所。旅遊者在國外花費的時間和金錢比以前多，而相對來說，到我們這裡來的遊客卻很少。外國政府也限制它們的公民對我們企業投資的數額，同時短期的商業信貸不可避免地隨著我們出口貿易的增長而增長。由於所有這些因素，使我們的國際收支逆差由通常的每年約十億美元急劇地上升到近四十億美元。這時候，國外的美元持有者既然不再缺乏美元，就決定在這兩年內未兌換價值約三十億美元的美國黃金儲備了。

　　1960年，雖然我們的出口盈餘有所改善，其他的一些趨勢卻繼續存在或日益惡化。波恩和倫敦提高了短期信貸的利率，使原先存在紐約銀行裡的外國資本在逐漸轉移過去。有人指責說，即將就職的民主黨政府推行的國際收支逆差政策即使不會使美元處於危險的地位，至少會使它貶值。歐洲的國際銀行家們對此感到擔心，因此他們決定不僅撤回他們在美國的資金，而且把他們的美元大量兌換成黃金。由於倫敦黃金市場上的投機活動，由於我們未決定用途的黃金儲備和外國人擁有的美元形成了不利的對比，僅僅在這一年裡美國黃金外流的總數就達到近二十億美元。即將離職的上屆政府所作的最後一分鐘努力未能制止這股勢頭。有一些廣為流傳的說法，說美國黃金儲備將不足以應付國外美元持有者的需要，除非新總統提高黃金價格，但這樣就使美元「貶了值」。

　　但是，新總統無意這樣做。在競選運動的初期，他對國際收支問題是沒有多大興趣的。隨著黃金外流和投機活動激劇增加，雙方都要利用這點作為攻擊對方的一個問題，肯尼迪指責我們的經濟停滯不前，尼克松則指責肯尼迪在花錢問題上的態度。

　　肯尼迪在伊利諾斯州的莫林對一群擁護民主黨的公眾說，「我必須說，副總統確實顯得有點緊張，現在，他把倫敦市場上黃金價格的上漲怪在我身上……尼克松先生，請你聽著，我向你保證我沒有這樣做。」肯尼迪要求他的「學術諮詢委員會」擬定一個正式的全面公開聲明。經過通宵工作，在電話中同肯·加爾佈雷思推敲出最後的草稿後，他於10月31日在費城發表了這個聲明。

　　在當選和就職之間的過渡階段，他對這個問題變得遠比以前關心。1月間，黃金外流的數額上升到如此地步，以致倘使繼續下去就要發生災難。當選總統幾次講話的主題都是關於需要使世界各國繼續信任美元，以及關於美元持有者以美元「到銀行擠兌」黃金的危險。這些因素在他選擇財政部長時起了決定性的影響，並促使我們著手擬定他在2月間提出的那份國際收支計劃。在國情咨文中，他強調了他正在優先處理這個問題，強調了他拒絕提高黃金價格使美元貶值，以及他決心盡一切應盡的力量。以確保……美元『堅挺』」。

　　我們的黃金有三分之二是正式規定不能動用的，因為它是需要作為我們的貨幣和聯邦儲備銀行存款的後盾的，這一事實加強了某些外國人的擔心。但是不管一些經驗豐富的銀行家和經濟學家如何努力勸說他，指出政府承擔的這項義務應予廢除，說它只是不必要地促使持有美元的外國人去爭奪那另外的三分之一黃金，總統卻確信，他在1961年向國會提出任何這樣的建議，都會被認為是「民主黨詐取錢財的狡猾手法」。由於聯邦儲備委員會可以暫停實行這項規定，同時可以肯定國會在緊急情況下也會撤銷這項規定，他寧願在國情咨文中僅僅提出保證說，我們的全部黃金儲備加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我們的特別提款權，在需要時全「可以使用」。這個保證——以及一星期後他在有關國際收支問題的特別諮文中提出的保證，說美元將繼續「象黃金一樣可靠」——對恢復美元的信譽和減緩黃金的外流起了很大的作用。倫敦的黃金投機活動差不多完全停止了，總統還撤銷了艾森豪威爾對海外軍人家屬的限制，理由是它對我們國際收支的微小的貢獻彌補不了在土氣方面造成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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