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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


  另一方面,沃爾特·赫勒和主張減稅的人的要求不只是遭到了拒絕,而且他們想不到自己竟然要為阻止增稅而鬥爭了。

  雖然新增加的聯邦所得稅從國民經濟中抽走的款項,同新增加的國防費用投入國民經濟中的款項比相差無幾,但在那個階段增加聯邦所得稅,很可能會使當時正在出現的不穩定的復蘇就此結束。為支付每一筆增加的國防費用而增加新稅,如果開創這種先例,則將使肯尼迪在他任期的其餘時間內不勝煩擾。如果他在白宮的第一個夏天在國內事務方面犯下了這樣一個過失,這將可以同他第一個春天在國外事務方面的豬灣事件的慘敗相比擬。有趣的是,增稅的提議不是由他的經濟顧問,而是由他的外事顧問提出來的,不過它卻得到總統的勉強批准,並且險些要宣佈了。

  那時正好是1961年的柏林危機的時候,主張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並進行大規模動員的那些人,最初提議做好限制價格和控制工資的準備並增加稅收,這樣雙管齊下來抵消搶購,防止通貨膨脹並彌補動員費用。後來,當軍事計劃降到較低的調子時,「柏林特別附加稅」——或是把所有稅率一概增加百分之二,或是把每人所繳納的稅按比例增加7.5%——的主意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這個辦法應用到個人和公司方面,則只打算實行一年的時間。

  總統很喜歡這項辦法,認為它是要求所有美國人和應召人伍的軍人一起,共同分擔危機所帶來的責任的手段。司法部長很喜歡它,認為它是對那些自問能為國家做些什麼的人的一項答覆。外交政策制定人也很喜歡它,認為它明確表達了美國人的決心。狄龍部長雖然有一點勉強,起先卻也很喜歡它,認為它是走向平衡預算這一原則的一個步驟。參議院領袖曼斯菲爾德很喜歡它——他對總統說,這「在政策上是正確的,在政治上也是明智的」——同時認為沒有理由把它限制為一年。只有經濟顧問們反對增稅,他們認為要使經濟穩定增長,稅收已經太高了。由於他們不參加討論柏林危機的會議,我答應代表他們在會上發言。

  我們第一種意見認為,關於會發生搶購的威脅的說法,是言過其實的——經濟方面相當蕭條而商品供應又很充足,可以吸收消費方面的這一小小的增長——萬一出現緊急情況,那就只要總統行使增加稅收之權就解決問題了。但是這種主張遭到駁斥,認為它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

  第二種意見是,指出所提出的增稅在1962年1月1日以前不會生效——增稅的收入有一半以上不會在使用這筆新費用的1962年財政年度內兌現,而要在1963年財政年度內才能獲得——並且總統只要咎允,如果(僅僅是如果)他不能提出一份平衡的1963年度財政預算的話,他才提出在第二年1月增稅的提議。雖然這樣做會使我們在下一年編制財政預算時受到限制,但這卻比在經濟恢復過程中增稅要好得多,因為我們決心不顧一切想出各種辦法來使這份預算顯得是平衡的,並放棄了徵收新稅的一切想法。我們還指出,總統可以向國會強調那些要求國民作出犧牲的許多提案被國會擱置的情況,其中包括提高郵資,杜絕逃稅和由企業預扣股息所得稅等。這時,狄龍部長出面贊同這一意見,總統則勉強同意了,因為有人指責他在作了響噹噹的就職演說後,沒有就要求國民作出自我犧牲的問題發出過具體的號召,他對這種指責仍然很敏感。

  這時候,反對派提出了一個新方案:作為要國民作出自我犧牲的一種辦法,為什麼不從國內預算的新開支項目中,扣除掉一筆相當於新增加的國防費的金額呢?這個辦法最初也獲得總統的贊同。但是我們這時在內閣中某些「內政」官員的支持下爭辯說,這種做法將意味著共和黨一貫的說法——我們無法做到「既要大炮又要黃油」——是對的了。這將證實他們的懷疑,認為我們並不需要我們所要求的全部款項;這將破壞我們自己的主張,即說我們國內經濟、衛生和教育的實力是我們海外實力的支柱;這將開創一個先例,使反對這些內政計劃的人經常能以某種緊急事態為藉口進行攻擊;而且它實際上將使赫魯曉夫能夠判斷我們國內預算的規模和我們經濟復蘇的強度。此外,總統拒絕接受大規模的公共工程計劃,部分原因不正是由於那筆額外的國防費用將取代這個計劃所占的位置嗎?

  §始終存在的問題

  結果,總統站到了我們一邊。他認識到他在經濟方面面臨著根深蒂固的呆滯局面,這種局面提出的問題比單從衰退走向復蘇具有更加嚴重和更加長期的性質。就某種意義來說,他所遇到的問題同三十年以前羅斯福所遇到的問題很相象。在三十年代,尋找工作的人面臨著就業機會特別少的局面。在六十年代,潛在工人的人數特別高,遠遠超出了可提供的就業機會。除非經濟增長得很快,足以象人力資源的增長那樣迅速地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來,否則就不可能結束衰退的反復出現,甚至在繁榮階段中也會出現較高的失業現象。從1947年到1962年,民間勞動力增加了近一千二百萬男女,而就業的機會只增加了一千萬個位置。總統說,結果,按照願意工作而不能找到全日工作的人來計算,即使在繁榮的年代裡我們損失的工作時數也要達到「驚人的十億個工作日,等於全國整整三個星期完全停止生產、服務和發薪。」

  在白人熟練工人的失業人數降低了以後,非熟練工人、黑人工人和青年工人的失業人數仍然很高。在新興工業部門和服務性行業的就業機會增加了以後,老的工業部門如煤炭、紡織、鐵路和其他部門的就業機會卻減少了。經濟學家把這種失業現象大半稱為「結構性失業」,悲觀主義者則說,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每次衰退之後,情況總是變得更糟。

  約翰·肯尼迪的富有從未使他對別人的痛苦漠不關心,而在富裕中存在著的貧困現象也使他感到不安。他在新英格蘭和西弗吉尼亞的經驗使他比較善於用特殊的辦法去解決特殊的問題——蕭條地區問題、非熟練工人問題、低於法定標準的工資問題等。不過他認識到,對一般經濟問題和特殊問題都必須予以處理。他對國會說:「在經濟衰退時期,大規模的失業是很糟糕的,而在繁榮時期,大規模的失業則是不能容忍的。」

  長期的經濟增長需要長期的努力——特別是關於教育我們的年輕人,關於保護我們的資源,以及發展我們的科學和衛生事業等方面。第八十七屆和第八十八屆國會在這些同樣的領域裡取得了不相等的成績,這決不是一個偶合。此外,為了促進工業現代化和刺激發展,肯尼迪政府在1961年建議由政府墊付新的機器和設備的商業投資稅款的7%。這項建議在1962年獲得通過。同時,政府還放寬了國內收入署關於機器和設備折舊的年限和計算標準,使各公司為了達到減稅的目的,可以比以前快將近三分之一的速度把那種資產注銷,井購置更多的替換生產設備。這種折舊辦法的改革——長期以來是企業界提出的要求中的第一個項目,可是上屆政府認為實行起來太難而把它放棄了——連同投資納稅的優惠加在一起(1962年使各種企業稅款減少約二十五億美元),等於給各公司減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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