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58)_西奧多·索倫森

五八

　　肯尼迪同這時已經很友好的比利·格雷厄姆一起參加新教的禱告晨餐，在白宮接見形形色色的新教牧師，而且私下會見反天主教的小冊子作者保爾·布蘭沙德——那是在我的辦公室裡，這樣甚至來白宮訪問的人也不得而知——爭取他贊同把私立大學也包括進高等教育法案中去。他通常總要我同布蘭沙德保持聯繫。他還象其他任何一個總統那樣無拘無束地去拜會了羅馬教皇（但是沒有遵照他自己的先例和適用於國家元首的外交禮儀去下跪或親吻保羅教皇的戒指，而是僅僅握握手而已）。

　　部分由於約翰·肯尼迪所樹立的榜樣——也由於另一個約翰^①所樹立的榜樣（另一個約翰當教皇的短暫任期與肯尼迪當總統的短暫任期大致相仿，可是在他們得以會晤之前，那一個約翰不幸已經亡故了）——美國天主教會變得不再那麼受到外界的指責，而更多的是需要進行內部的改革了。

　　①指羅馬教皇約翰二十三世（1881-1963），他於1958年10月即位，1963年6月去世。——譯者

　　但總統始終沒有改變或貶低他的天主教信仰，他也沒有減少去教堂做禱告的次數或掩蓋這個事實。他很自豪地保存著一個「軍人身份牌」，上面刻著前所未有的一行字：「約翰·F·肯尼迪——總司令——血型Ｏ——羅馬天主教徒。」

　　還有一點要補充說一說。我認為，在整個競選運動中，我們所碰到的最難解釋清楚的宗教問題是，有人擔心可能會在白宮做起羅馬天主教的彌撒來。對於那些表示這種擔心的人，我可以擔保，彌撒僅僅在白宮做過一次，那就是在1963年11月23日。

　　◎第十三章　反經濟衰退

　　在約翰·肯尼迪就職後的四年裡，美國經歷了這個國家的現代史中時間最長、勢頭最猛的經濟發展。在這四年裡，商品和勞務供應的增長超出了先前的八年。1960年，國民經濟增長率不到3％，這是他在競選中經常談起的一個要點。1961—1963年三年的平均增長率幾乎比這一水平提高了一倍。

　　1960年，尼克松曾嘲笑過肯尼迪對增長率方面的不滿，而肯尼迪自己的有些顧問也懷疑這些數字對大多數選民有多大意義。但是對肯尼迪來說，這些數字就意味著解決就業問題。到1963年年底，國民總產值達到創記錄的一千億美元，增長率為16％，為二百七十五萬多人提供了就業機會，同時勞動收入也有了創記錄的增長。製造業的生產設備閒置的數字減少了一半，七千萬人就業的大關也第一次突破了。戰後循環性經濟衰退的趨勢被打破了；1963年「預期會出現的」經濟衰退給跳過了，所有表明經濟狀況的指標幾乎都達到了創記錄的水平。

　　總統對這些成就遠沒有感到滿足。沒有工作的人仍然太多了。在阿巴拉契亞，哈萊姆和全國各地的其他貧困中心，毫無希望的家庭仍然太多了。他打算在未來的年頭裡做更多的工作。他後悔在過去的年頭裡未能做得更多些。但是在他的整個任期內，一直要求他多做些工作和馬上把一切都做的那些人，顯然對肯尼迪的為人和國會與全國人民的心情作了錯誤的判斷。部分是由於他的確行動謹慎、考慮周詳、說話穩妥，並且主動聽取一個共和黨人財政部長的意見，所以他能使國會通過了許多具有深遠影響的經濟法案，儘管他始終受到共和黨人的猛烈抨擊，始終面臨著脆弱和危險的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困境，面臨著「不受約束」的聯邦儲備委員會，以及國會中保守派聯盟的挑戰。

　　總統並不要求把經濟方面的所有這些增長完全歸功於聯邦政府採取的行動。我也不主張把他的全部經濟政策都說成是總統自己擬定的。肯尼迪在經濟學方面沒有多少正式的閱歷。在競選運動中，尼克松曾指責他「對經濟學一竅不通，……連簡單的中等學校的經濟學也不懂」。年輕的傑克·肯尼迪在中學裡可能沒有學到多少經濟學——沒有幾個人在那裡學到過多少——而且，就這一點來說，他在其他任何地方情況也沒有學到過。

　　但是作為總統，他能以其超人的才能吸收各種知識和提出各種適當的問題，這就大大彌補了他在經濟方面的有限閱歷。在他的周圍集聚著美國歷史上可能最有學識、最有發言權的一批經濟學家。他認識到，經濟學在他的各項決策中所起的作用，因而他總要請沃爾特·赫勒出席他在舉行記者招待會前的早餐會和他向國會提出國情咨文前的準備會議。

　　沃爾特·赫勒領導下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的成員對總統非常有幫助（他們總使總統淹沒在報告的巨流中）。他們比別人更為強調我們的生產與潛力之間的「差距」。財政部長狄龍比別人更為強調過大的預算赤字所帶來的國際危機。兼職顧問肯·加爾佈雷思——在他擔任印度大使（總統稱之為加爾佈雷思的「苦行時期」）之前，他曾幫助我們草擬1961年的經濟諮文——卻比別人更為強調較多的政府支出的好處。勞工部長阿瑟·戈德堡則更為強調大規模公共工程和其他有的放矢的解決辦法的效用。

　　總統的主要「外界」經濟顧問保羅·塞繆爾森教授更為強調採取臨時減稅措施的價值。銀行家馬丁、企業家霍奇斯、貿易商鮑爾以及其他部門和機構的首腦則更強調他們各自的委託人的需要。預算局局長貝爾和戈登通常總站在赫勒一邊。我由於在經濟學方面是門外漢，所以起的作用只是為總統進行分析和綜合，提出結論供總統考慮，並使這些結論同較為廣泛的立法和政治形勢聯繫起來。

　　應該著重指出的是，所有這些顧問，不論他們強調的方面有著什麼不同，卻一致贊成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則：即失業人數太多，預算赤字在這種時期是不可避免的和有用處的，而消費者的購買力應該由聯邦政府比前一屆政府更為切實有力地予以支持。總統對赫勒和狄龍的意見最為重視，但是他也把自己閱讀和觀察的收穫以及自己對國民和國會情緒的意識攙雜進去。他對向他提出的許多理論性的經濟學說理解遲緩，但對一些切實可行的建議和問題卻理解得很快。一個老朋友和兼職顧問，經濟學教授西摩·哈裡斯及其夫人應邀到紐波特同肯尼迪一家一起觀看1962年的「美國杯」賽馬會。他在那裡花了大部分時間同肯尼迪討論經濟問題，後來他寫道：

　　他的主要職責是維護我們國家的安全。但使我驚奇的是，
　　總統竟花了那麼多時間去鑽研經濟問題。他對這些問題那麼
　　感興趣，在過去兩年內學了那麼多的東西。現在，他是有史以
　　來在經濟學的一般領域中最有學識的總統了。

　　哈裡斯回想起凱恩斯曾經說羅斯福在經濟學方面是「無知的」，他的看法無疑是抱有偏見的。當他反駁一個批評肯尼迪的自由派人士時，他把總統稱為一個優秀的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總統認為，這是在幫倒忙。不過毫無疑問的是，約翰·肯尼迪從哈佛大學畢業多年後學到的經濟學知識遠比社會生活或學府生活中的大多數人學得多。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