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48)_西奧多·索倫森

四八

　　星期三，由於突擊隊在薩帕塔遭到圍殲，他在一整天令人苦惱的會議和彙報中下令美國海軍和空軍盡可能地多救出一些人來。他還按照施萊辛格的提議，同坐飛機從佛羅裡達州飛來的流亡分子政治領導人會談。他發覺他們對他盡力使這場戰鬥限於古巴人之間的決心十分諒解，而據他們後來說，他們也發覺他對他們極為關心和諒解，特別是對那些有兒子在突擊隊裡的人。總統告訴他們，「在大戰中我失去了一個哥哥和一個妹夫，我多少知道一點你們的心情」。說實在話，僅僅是語言並不能表達他的心情，因為在隨後的長時期裡，我注意到他覺得他個人應對那些陣亡的人負責（與卡斯特羅的沉重損失相比，這次陣亡的人少得出奇）；我也注意到，由於美國政府在導致這1，113人被俘監禁的問題中也有責任，因此他決心首先要阻止卡斯特羅處決他們，並設法使他們獲釋^①。

　　①大約一年零八個月後，在1962年聖誕節前夕，由於肯尼迪對卡斯特羅發出的嚴厲警告而保住了性命的俘虜，在價值五千三百萬美元物品的交換下獲釋了。這一給人以深刻印象的行動是由司法部長指揮，並由代表古巴家屬委員會的詹姆斯·多諾萬律師去與卡斯特羅談判的，它並沒有使用財政部或中央情報局的任何經費，而完全是用公眾捐贈的藥品、嬰兒食品、醫療設備和類似的非禁運的生活用品來交換的。從1961年6、7月起，各種談判的嘗試斷斷續續地進行著。雖然這一行動基本上是由私人負責和籌措資金的，總統卻為他的政府通過免稅、協作、調撥剩餘糧食和給予鼓勵等方式所提供的幫助感到自豪。在突擊隊領導人獲釋後，總統和第一夫人在棕擱灘的家裡接見了他們，被他們的儀態和精神深深感動了。兩天以後，在奧蘭治圓形競技場對突擊隊員及其友人發表的一次演說中，總統預言，突擊隊的旗幟總有一天會在「自由的哈瓦那」上空飄揚。

　　總統在公開的場合以及同他的大部分新同僚在一起時，總表現得滿懷希望、鎮靜自若、精神振奮，他朝前看並避免斥責別人的衝動。他要求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負責調查實情，不是要確定是誰犯了錯誤，應受懲處，而是要弄清楚是什麼地方錯誤不當，須予以糾正。當世界各地的群眾和外交官同聲怒斥美國的帝國主義行徑及其欺騙和侵略行為時，他私下說，有許多本來最急於看到卡斯特羅被幹掉的一些領導人，現在卻最早在演說中攻擊美國把小小的古巴視為威脅。不過，他在公開場合還是保持緘默。

　　然而儘管這種表面的平靜在那時對國家是如此需要，可是他內心卻是十分憤怒和傷心的。在以後的幾個月裡，他因為自己用了如此小而短暫的代價就學到了這麼多重要的教訓——它導致人員、政策和辦事程序的基本變革——而感到高興。然而，星期四早晨當我們在白宮南草坪散步時，我看到他似乎是一位沮喪的、孤獨的人。為了捍衛國家的團結和士氣，他打算那天下午向全國報刊編輯發表一篇堅定的演說、並與所有的共和黨領袖進行一系列會談。豬灣事件曾經是，而且以後還將是他經歷中最糟糕的失敗，是他所不習慣的那種徹底的失敗。他知道他已把一根棍子交給了他的批評者，他們將經常用它來攻擊他；他知道他想迅速取得別國信任的步驟已經受到挫折；他知道卡斯特羅自負的叫囂會嚴重地增加美國人民在冷戰中的失敗情緒；他也知道正當恢復禁止核試驗會談的時候，他卻不必要地使東西方的關係惡化了。

　　後來，他在記者招待會上說：「有一句老話，勝利人人居功，失敗無人任咎……我是政府的負責官員，這一點是很明顯的。」可是，在那個星期四早晨我們散步時，他時而帶著諷刺的聲調向我談起了某些曾拆他的台並應對這次失敗負責的人。由於他自己承擔了全部責任，他贏得了職業官員和公眾的稱讚，避免了黨派的調查和攻擊，並阻止了有關人員進一步洩露出他們的看法和指責。但是他的承擔責任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手段，或者是憲法上的一項義務。他強烈地、真誠地感覺到他的責任，而且在我們散步的時候一再反復地講到這一點。他大聲地問他自己，「我怎麼會如此大錯特錯呢？我一生中很知道不能依賴專家。我怎麼會如此傻，讓他們搞起來呢？」

　　當他知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時，他更感到加倍的苦惱了。

　　◎第十二章　國會

　　約翰·肯尼迪並不喜歡數學，可是在我結識他的那些年裡，他卻花了大量時間從事計算。1960年7月之前，他在計算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人數，結果他以微弱的多數當選。1960年7月至11月，他又在計算選票，並再一次獲得微弱的多數。1960年11月以後，他在計算國會的票數，但這次他未能使兩院的總數對他有利。

　　他在第八十六屆國會中的經驗，特別是1960年8月全國代表大會後的那一屆糟糕的會議期間，使他明白民主黨必須在兩院取得更大的多數，才能通過1960年被擱淺的一些法案（法案常常在眾議院規則委員會就擱淺了，有時是使用了否決權的，有時則是威脅要用否決權）——包括住房、教育、最低限度工資、不景氣地區、公民權以及醫療照顧等法案。但在1960年的國會選舉中，更大的多數席位並不是唾手可得的。本世紀以來，一個政黨獲得了總統的職位，卻未能在國會裡取得優勢，這種情況尚屬初次。在參議院，民主黨只失掉了一席。但是在眾議院，共和黨失去七席，同時卻從民主黨手中奪取了二十九席，而這二十九個民主黨人全都屬肯尼迪的革新派。於1958年國會中期選舉民主黨獲得大勝期間，這二十九個選區中的二十個曾以不到2．5％的多數選票為該黨取得了巨大的優勢，其中大部分地區裡新教徒占絕對優勢；這一次在本世紀最勢均力敵的總統競選中它們又為尼克松所奪走。

　　然而民主黨在兩院中的席位名義上仍占多數：眾議院262對174，參議院65對35。北部和西部贊同肯尼迪綱領的民主黨人在他們黨的席位中也仍占多數。但在兩院，特別是在眾議院中，他們擁有的全部票數卻居於少數。在停滯不前的第八十六屆國會中，他們在眾議院的人數還是大大超過共和黨人。但在第八十七屆國會中（這是自艾森豪威爾的共和黨的第八十三屆以來最保守的一屆國會），情況正好相反。力量的對比看來決定性地倒向共和黨人和南方民主黨人結成的保守聯盟一邊，這個聯盟自1937年後曾經有效地阻擋住四位總統所提出的許多進步法案。

　　當選總統在棕櫚灘同林登·約翰遜和民主黨國會領袖檢討了這些令人憂鬱的數字後，決定在控制眾議院規則委員會的問題上，同保守聯盟立即進行實力攤牌。從1937年以來，眾議院規則委員會就處於保守聯盟的支配之下，特別是近年來為該會詭計多端的主席弗吉尼亞州的霍華德·史密斯所控制，這個委員會在8月間始終是肯尼迪一約翰遜法案的主要障礙。除非史密斯委員會作出一項「裁決」，否則眾議院委員會提出的法案就不能以正常形式由眾議院全體會議加以考慮，而兩院以不同形式通過的法案也不能發交兩院聯席委員會去加以考慮。有許多法案根本得不到它的「裁決」，另有一些法案在長期延擱之後才得到一項已裁決」，而且已附加上一些條件或作了一些修正。雖然民主黨在該委員會以八票對四票占多數，但不論是史密斯或密西西比州有地位的民主黨人威廉·科爾默，他們都沒有支持過肯尼迪的競選運動，更沒有支持過他的綱領，所以他們的兩票加上保守的共和黨成員的四對六名忠誠的民主黨人在多數重要問題上形成了6：6平局。用總統的話來說，這保證可以使「任何有爭議的問題不至於提到國會的全體會議上去。我們的整個綱領就會受到閹割。」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