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47)_西奧多·索倫森

四七

　　3．最後，這些差距的出現部分是由於新政府本身尚未完全組織起來以適應緊急計劃，這使中央情報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內那些先前負責制訂這項計劃和贊助這項計劃的人能夠發揮決定性的影響。儘管並不是所有的同僚都同意，肯尼迪自己卻覺得——因為他在「決定性」的會議上親自徵求過每個出席人的意見——國家安全委員會、行動協調委員會或者內閣舉行的不論多少次正式會議，也不會作出任何不同的計劃（事實上，這種行動計劃決不會在大型的正式的會議上予以考慮）。一年半後，他諷刺而幽默地評論說，「被邀請來提意見的行政部門的每一成員的意見是一致的——然而這種意見竟是錯誤的。」實際上，這種意見似乎並不那麼一致，也不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參謀長們認為該項計劃軍事上是可行的這件事，特別使他憤怒。可是他們作為一個整體來說，只對計劃作了有限的、局部的研究；而就每個個人來說，他們對計劃的情況的理解也各不相同。由於這項計劃是由另一個機構負責制訂的，並且也不直接使用他們的部隊，因此他們在審查時便不象他們本來會做的那樣嚴密，那樣愛挑剔毛病，而且他們考慮問題的依據是中央情報局對卡斯特羅的軍事和政治力量所作的估計。此外，他們本來批准的計劃是要求在埃斯坎佈雷山麓的特立尼達城登陸。當特立尼達由於太引人注目而被排除時，他們挑選了豬灣作為最好的替代地點；而他們卻沒有告訴肯尼迪和麥克納馬拉這個改變，他們兩人仍然認為特立尼達比豬灣合適。

　　另一方面，中央情報局雖然有許多能幹的軍官為之服務，卻並沒有這種作戰行動所要求的那類全面的軍事參謀人員。它的建立和人員配備本來不是為了組織不能保密的大規模行動的。無論是中央情報局還是總統都到太晚的時候才發覺，從遠離事件發生地點一千多英里外的華盛頓，而且又沒有更為適當的直接可靠的通訊工具，是不可能一步一步地指揮這樣一次作戰行動的。然而，中央情報局對這項行動計劃的嚴密控制，使總統和古巴流亡分子部隊大都不瞭解彼此的想法，並且它的狂熱性使它無視關於卡斯特羅也擁有政治和軍事力量這一明確的事實。雖然這些材料是由英國和美國國務院的情報機構提供的，甚至是由報紙報道的。

　　中央情報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與其說是受到力求謹慎和成功的想法所驅使，倒不如說是受一種要對卡斯特羅迅速採取行動的迫切心理所驅使。總統對軍事和情報的估計提出過一些疑問，可是答案都是由那些最支持該項計劃的專家提供的。總統在白宮又沒有他自己的軍事情報專家。原來應由總統告訴官僚們：必需採取行動，並要求他們制定出某些措施；實際卻倒過來由官僚們告訴總統：必需採取行動，而且辦法也早已制定好了——而總統的批准與否似乎是對他的勇氣的一種考驗。

　　然而我們指望中央情報局和軍方對他們自己的計劃持有必要的客觀性和懷疑態度，這種想法不但在現在，而且在當時也是錯誤的。不幸的是，國務院和白宮那些參與這項計劃的人中有些是對此有疑慮的，但是他們始終沒有堅持己見。這部分是由於他們害怕在同事的心目中被視為「軟弱」或膽怯的表現，部分則由於他們對新總統和他們自己的任務不夠熟悉，部分也由於他們對美國的參與已受到一定的限制而感到滿足。另一方面，中央情報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對那些限制是否會使計劃受到致命的削弱也曾有所懷疑，但是他們也沒有堅持己見。

　　然而，我在上面所述的一切，全不應被看作要想更改約翰·肯尼迪自己所下的論斷——即責任是在他身上。雖然他並沒有購買槍炮，裝上彈藥，親自開槍，但是他表示了同意開火。根據他自己堅守的要擔負行政責任的原則，他只能「認罪」。

　　此外，他自己的錯誤很多、很嚴重。他決不應該認為，他新上任就取消有聲望的專家和勇敢的流亡分子的計劃會是自高自大和專橫放肆的表現。他決不應該在他就職頭一年這麼早的時候就允許執行這個計劃，因為他對那些向自己提供意見的人並不瞭解，而且他對計劃本身也還抱有極大的懷疑。他決不應該讓他自己反對卡斯特羅的激烈情緒（對他說來是不尋常的）和對輿論的考慮（他尤其擔心由於取消一項除掉卡斯特羅的計劃而會受到攻擊）去壓倒他內在的懷疑。鑒於不可能讓突擊隊留駐在危地馬拉，他應該設法讓突擊隊轉移到某一別的營地去，同時更仔細地考慮它的前途。即使他解散了突擊隊，其後果比之他這次所作的選擇也顯然要和緩些。

　　由於他不願通過國防部進行一次公開的軍事行動，他本應該完全放棄這個行動，因為這是中央情報局力所不及的。他應該堅持要求他的參謀人員發表更多的懷疑意見，並且對贊成這項計劃的人說明對他們的勇氣不應有什麼疑問。

　　他應該認識到，在沒有戰時新聞檢查的條件下，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裡，他希望使這樣龐大的准軍事行動保持秘密是不可能的。等到說有一次重大入侵的傳聞四下傳開時，他就應該重新審查整個計劃。實際上，在邁阿密的古巴難民、美國報刊和卡斯特羅政府早在這些計劃確定之前，就都在談論「秘密」訓練營和入侵計劃了。

　　最後，他應該更多地重視自己的政治上良好的才能，並對那些具有政治見解、對古巴和拉丁美洲政治以及未來古巴政府的組成問題等確曾直截了當地講出不同意見的人（如富布賴特和施萊辛格）予以更多的注意，而不應僅僅聽從拉丁美洲專家小阿道夫·伯利和托馬斯·曼的意見^①。當他和迪安·臘斯克權衡這項計劃悄悄地和成功地實行後在國際上產生的後果時——他們斷定這種後果是可以接受的——他也應該權衡一下如果這項計劃既不能保密又不成功所產生的後果——因為那種後果是不能為人們所接受的。可是約翰·肯尼迪這一次聽任他的主觀願望壓倒了他的疑慮，因而他對於失敗的可能性始終就沒有充分予以考慮。

　　①施萊辛格確實起草了一份關於卡斯特羅背叛革命的極好的白皮書，但是那個文件內包含的理解同登陸計劃內包含的前提，兩者之間有著過大的差距。

　　當失敗來臨時，它的打擊是沉重的。星期二在內閣會議室延續到午夜以後的會議是一派憂鬱的估量形勢的情景。總統參加了一年一度的國會招待會後，仍然穿著夜禮服戴著白領帶。這時新暴露出來的種種情況，說明他的預料和設想是多麼錯誤，這使他感到震驚。他不願同意軍方和中央情報局所提出的要求，即要美國武裝力量承擔起那種公開的義務，因為在他看來，那就將迫使美國武裝部隊發動全面的進攻。他說，這只會削弱我們在全球同共產主義作長期鬥爭的力量。他派遣施萊辛格和伯利作為私人使者到佛羅裡達州去看望憤怒的流亡分子政治領導人，他們已被中央情報局禁止與外界接觸。最後，在清晨四點左右他下令進行那次註定要失敗的「為空中掩護所提供的空中掩護」之後，又與那些在所有官員離開後還留下來的助手們半心半意地談了一些話，便走向白宮的南草坪，獨自沉思了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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