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37)_西奧多·索倫森

三七

　　肯尼迪在促使狄龍接受財政部長的任命時，並沒有就財政政策作過任何承諾。他說，「一個總統不能跟內閣成員締結什麼條約。」不過他在第一次內閣會議上的確表明，財政部長這一職務正在擺脫掉慣常的黨派作用。狄龍、臘斯克和麥克納馬拉都可以不擔任任何政黨性的工作。肯尼迪只是在確切地知道狄龍不是新澤西州州長的候選人之後，才任命他當財政部長的。狄龍經常為肯尼迪的政策發表講話，可是從未為兩黨中的任何一黨發表過講話。他曾對我說，「如果戈德華特在1964年獲得提名，那將使我們大家（指的是肯尼迪班子裡開明的共和黨人）更容易作出選擇。」

　　儘管我們在棕櫚灘第一次會面時，狄龍曾說，喬·艾爾索普曾經警告過他，說我對東部的銀行家是猜疑的，但是我們卻緊密而融洽地一起工作，經常一直幹到深夜和週末。象肯尼迪弟兄們一樣，百萬富翁狄龍本可以舒舒服服地在海灘上消磨時光，而不必充作國會攻擊的一個靶子。象鮑勃·肯尼迪和羅伯特·麥克納馬拉一樣，他在總統決策方面所起的擴大了的作用，由於他享有判斷精確的名聲，由於他擁有一批第一流工作人員，又由於他應邀列席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而得到了加強。象肯尼迪內閣的全體閣員一樣，狄龍在壓力之下冷靜沉著，他重實效而輕教條，並且非常有理智。

　　沒有一個勞工部長具有比阿瑟·戈德堡更多的理智和更為充沛的精力了。他除了在勞工領域之外，在其他領域裡也是一個很有發言權的顧問，如果鮑勃·肯尼迪最初對司法部長職務的拒絕被他哥哥接受了的話，那末戈德堡就有可能成為司法部長了。他是個孜孜不倦的活動家，也是個受到勞資雙方尊重的幹練的調解人，在上任之初，他便視察了各個失業中心，並解決了各種勞資糾紛。他早年為勞工運動從事的立法工作，使他第一次跟肯尼迪聚到了一起。早年的上述工作也使他建立了一些關係，取得了某種判斷力，有助於促使勞工法案在國會獲得通過。

　　1962年年初，總統面臨到他所認為的最嚴重的考驗中的第一次——填補最高法院一個空缺的問題。他並非不知道阿瑟對司法工作的興趣和能力，也不是不讚賞阿瑟在內閣所幹的工作。但如果任命他，將會使最高法院裡有兩個猶太人，但這一事實並沒有使約翰·肯尼迪感到任何不安。而把一個勞工律師送進最高法院，這在美國也是沒有先例的，但他對此也並不在意。問題是政府的經濟復興和發展計劃——特別是它的反通貨膨脹運動和控制鋼鐵工業工資與價格的希望——還沒有達到肯尼迪認為可以冒險讓戈德堡離開內閣的地步。實際上，他很不願失去任何主要的閣員和親密的顧問，儘管戈德堡可以由他的副部長，能幹的威拉德。沃茨來接替。沃茨和戈德堡一樣地深思熟慮、能說會道，而且說話往往簡明扼要得多。總統把幾個人選——其中包括哈佛大學教授保羅·弗羅因德、聯邦法官黑人威廉·黑斯蒂，以及幾個州法官和律師——仔細權衡了幾天之後，挑選了有學識的司法部副部長拜倫·懷特去補缺。但是在那年較晚的時候，當最高法院出現了另一個空缺時，他毫不遲疑地便任命了阿瑟·戈德堡。

　　肯尼迪內閣中原有的另外兩個成員自動地辭去了他們的職務。總統對於失去他的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長亞伯拉罕·裡比科夫深為惋惜，雖然他可以理解阿貝競選參議員的願望。裡比科夫擔任的工作實際上是他自己挑選的。自從他和肯尼迪在眾議院共事之後，他長期以來一直是肯尼迪的朋友、顧問和支持者。與報界的猜測相反，阿貝寧願擔任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長這個職位，而不願擔任較易引起爭議的司法部長（他說，對一個猶太人來講尤其是如此）。同時，肯尼迪也寧願由裡比科夫，而不願由較易引起爭議的（因而也較難通過立法的）門南·威廉斯出任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長。

　　總統起初打算提名傑出的住房建築和房屋財政署署長羅伯特·韋弗接替裡比科夫。韋弗當時已經是有史以來聯邦政府中級別最高的黑人了。韋弗的種族問題使一項關於把他的機構升格為內閣級的住房和城市發展事務部的計劃未能獲得國會的批准。但是與早先的預料相反，種族的因素並沒有妨礙國會通過內容廣泛的住宅立法或是妨礙人們對韋弗的工作廣泛地加以讚揚。遺憾的是，正當裡比科夫被提名為康涅狄克州的參議員並辭去內閣職務的時候，股票市場上的波動和企業界對政府增強了的敵視，使國會中的氣氛如此暗淡，以致南方議員們的任何進一步抵制行動都會危及總統的整個立法計劃。北方議員們也在私下埋怨，說住房建築署的職位需要韋弗，而且他對這項工作又早已胸有成竹，還認為如果把韋弗調任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長，將會叫人看來像是在政治上鼓勵種族主義的回潮。

　　總統於是決定起用安東尼·塞萊佈雷茲。他一直在謀求官職，甚至也願意擔任聯邦法官的職務。在挑選閣員人選中，這是第一次把種族問題的考慮不當作一個毫不相干的因素（意大利裔的美國人一直在抱怨說，他們中擔任政府官員的人太少了，因此總統曾叫我向人口普查機構去查核一下，意裔美國人在選民中所占的比重），肯尼迪早就知道並且欽佩塞萊佈雷茲當克利夫蘭市長時的傑出政績。但是，當塞萊佈雷茲參加了一年的內閣會議，並在會上根據他在克利夫蘭工作的經驗相當詳盡地分析了所有世界的和國內的問題之後，總統對他比較感到有趣而不是感到欽佩了。不過塞萊佈雷茲在政治上的服務是優良的。在他任職期間，衛生、教育和福利方面的立法工作繼續在國會取得了成功。這項工作不僅得到白宮方面的肯尼迪一奧布賴恩的協助，也還得到不屈不撓的威爾伯·科恩、弗蘭克·凱佩爾和布瓦弗耶·瓊斯這些能幹的衛生、教育和福利部的閣員級以下的官員的幫助。

　　在挑選威斯康星州的稅務特派員約翰·格羅諾斯基接替戴擔任郵政總局局長一事上，種族政治也起了一點點作用，但也只起了那一點作用。格羅諾斯基不僅很早就是肯尼迪的支持者和帕特·盧恩的朋友，而且他也是一個能幹的行政官員。

　　總統對於裡比科夫的離開內閣感到很遺憾，不過他充分理解他離去的理由。另一方面，他對於J·愛德華·戴的辭去郵政總局局長並不感到那麼遺憾，而且也始終沒有充分理解戴辭職的理由。肯尼迪很喜歡戴的急性子，喜歡他在內閣會議上發表的評論，尤其喜歡他對龐大的郵政局官僚機構的有條不紊的管理。1960年12月在提名戴任郵政總局局長時，肯尼迪曾說道，「我剛從華盛頓寄了一封信到波士頓，這封信需要八天才能到那裡，因此我很希望我們能使郵政服務有所改善。」

　　後來，在他執政時期，他通過電報，而不是通過郵遞把為戴舉行的一次表彰午餐會上他的演說辭送去，「以便確保［它］在準確的地點和準確的時間送到你的手裡。」實際上，戴的確改善了郵政服務，削減了開支，減少了華而不實的玩意兒，並且雖然不受歡迎卻很有必要地提高了郵資。不幸的是，戴更擅長於發表一些含糊不清、毫無必要的公開聲明，而不是通過他的副手威廉·布勞利去處理一些實際的政治問題。」在跟布勞利發生了一次激烈的爭執之後，布勞利轉到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去工作，戴自己離開政府的決定就只是時間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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