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36)_西奧多·索倫森

三六

　　他們倆都始終沒有為這項決定感到遺憾。兩人之間建立了一種密切的公務關係與私人關係。他們在重申文職官員對軍人的控制方面互相支持。兩人都長時間地埋頭苦幹。兩人都喜歡作出明確的決定，而不喜歡長時間地設法弄得人人滿意。在我與肯尼迪相處的十一年中，我還從來沒有看到過他對任何別人象對麥克納馬拉那樣快地引起了欽佩和尊敬的感情。這種情況使麥克納馬拉一家能夠不受肯尼迪的那條成規的限制，即把公務關係與私人交情分別開來。

　　總統公開和私下都一再用熱情洋溢的詞句稱讚他的國防部長。但是這並沒有妨礙他駁回麥克納馬拉的建議。麥克納馬拉滿懷信心地表達出的簡明的權威性結論給肯尼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過也始終沒有使他失去自己的判斷力。他也感到，合眾國總統在處理同新聞界和同國會的關係方面，要比大汽車公司的經理多知道一些。肯尼迪明白，麥克納馬拉精力旺盛地插手外交事務，往往遭到國務院的怨恨，所以總統對於什麼時候要依靠麥克納馬拉、什麼時候要抑制住他、什麼時候聽取國務卿的意見，有一種精明的意識。

　　迪安·臘斯克具有許多品質使他非常適合做肯尼迪的國務卿。許多人曾經預言，肯尼迪將是「他自己的國務卿」——這句話實際上無法應用到下列這些工作上：管理一個龐大的部門和全體外交人員，處理跟一百多個國家的日常關係，以及在幾個不同的戰線上同時跟盟國和敵對國家進行談判。肯尼迪指望臘斯克擔負起這項工作的大部分責任，他還明確表示，臘斯克——而不是麥克納馬拉、邦迪或是總統在外交事務上徵詢意見的許多人中的任何一個人，——是他在外交關係方面的主要顧問和代理人。

　　但是有少數總統在別人的政府裡本可以成為一個第一流的國務卿，肯尼迪便是其中之一。他表現在外交事務方面的興趣、精力、經驗和膽略遠遠超過了他對所有其他各個部門的表示。象麥克米倫、戴高樂、赫魯曉夫和當代的大多數政府首腦一樣，他認為和平太重要了，不能光交給外交官去處理，他必須親自掌握外交政策的制定。一個象艾奇遜、杜勒斯或查爾斯·埃文斯·休斯那樣慣於維護自身的堅強領導的國務卿，是不會如臘斯克那樣地同肯尼迪和睦共事的。另一方面，彬彬有禮、謙和莊重的臘斯克幾乎過於隨和地聽從白宮的倡議和干預。他為人沉著平靜、謙恭有禮、小心翼翼，在記者招待會上，他從不明確表態，而在同國會保持的絕好關係中，他也從不鋒芒畢露。他精明而博識，但是從不傲慢自大，他措辭用字冷靜而謹慎，總避免同平淡易懂的推理不必要地糾纏不清。肯尼迪認識到臘斯克是一個埋頭苦幹的人，一個見多識廣的談判能手和一個經驗豐富的外交家，所以很喜歡他這個措辭簡潔、不唱高調的國務卿，儘管他始終沒有叫過他「迪安」。反過來，臘斯克對總統也是絕對忠誠，全心全意地為實現總統的目標而貢獻自己的一切。

　　他的忠誠是早就得到證明了。在新舊總統交替的過渡時期，我曾一本正經地把我們從一份哥斯達黎加的報紙上剪下來的材料交給他。這是一份在該國的愚人節那天刊登出來的材料，內容是一張假照片和一篇新聞報道，說當選總統肯尼迪「在赴」棕櫚灘的途中，曾在聖約瑟停留了一下，答應給予哥斯達黎加一筆數目特別大的外援贈款。臘斯克看了看這份虛假的剪報材料，嚴肅地點點頭說，凡是當選總統承擔的任何義務都必須遵守。儘管他隨後也表現出來具有一種捉弄人的幽默感，但是當我向他講明這是個騙局的時候，他顯得比較放心而不是感到好笑。

　　臘斯克的優點也就是他的缺點。總統有時也希望他的國務卿——他發現國務卿的意見在表達出來時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會更大膽地維護自己的觀點，更直率地提出解決辦法，更經常地對五角大樓的計劃提出富有想像力的代替方案，並且更有力地管理國務院（在國務院他的下屬中，有四個並非由臘斯克親自挑選來的前州長）。臘斯克有時則似乎太急於駁斥人們關於國務院太軟弱無力的指責，而去接受國防部的強硬主張，國務院顯得軟弱無力。肯尼迪感到，總統和國務院往往太不知道國務卿的看法了，而且不論在公眾的心目中還是在同國會的交鋒中，臘斯克往往也並不象他的大多數同僚那樣，跟總統一起分擔有爭議的決策所激起的批評。國務卿對另外一種批評——針對國務院官僚政治一再表現出來的缺乏創見的批評——倒是幾乎過於沉得住氣了。

　　洛維特和艾奇遜都曾極力推薦臘斯克。肯尼迪以前從沒有會見過他。他把這位前外交官從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一次會議上找了來——臘斯克當時是該基金會的主席，在會上剛會見了基金會的理事狄龍——同他簡短而有點籠統地談了談臘斯克寫的一篇文章「論總統」，第二天便打電話給他說，國務卿一職就是他的了。

　　同有些新聞報道所說的正相反，總統始終沒有為挑選臘斯克當國務卿而感到很遺憾。實際上，他對臘斯克面臨新聞界的一再猜測，說他會被降職一事所保持的容忍態度感到十分欽佩。肯尼迪既沒有把臘斯克降職，也並沒有希望在自己開始執政時任用的是他原來考慮過而逐步排除掉的任何一個別人。有人告誡過他說，他不能起用狄龍當國務卿，因為狄龍是個共和黨人；不能起用邦迪，因為他還年輕；不能起用布魯斯，因為他已經是政界元老了；也不能起用富布賴特，因為他在種族問題上持南方人的立場。（在提到過的其他人選中，史蒂文森、鮑爾斯和本奇始終未被認真考慮過，洛維特則拒絕接受這個職位和任何其他職位。）肯尼迪認識到，臘斯克的謙虛謹慎的品質在他這種內閣裡是利多弊少的，而且這種品質把公眾並不總是知道的許多品德和才幹都隱藏起來了。

　　道格拉斯·狄龍成了肯尼迪的財政部長。他曾是艾森豪威爾的副國務卿，如果尼克松當選的話，很可能會被挑選了來當國務卿或財政部長。他的接受這個職務使兩黨的許多領導人都感到惱火，但是卻使金融界的許多領袖們感到放心。民主黨參議員艾伯特·戈爾反對說，在美國需要推行大膽的經濟政策時，狄龍只不過是一個「一團和氣的老好人」。（兩年以後，狄龍領導著爭取推行至少是十五年中最大膽的經濟措施的那場鬥爭——減稅——而戈爾卻站到了反對的一面。）

　　雖然比起內閣中的任何同僚來，狄龍更有可能抵制或推遲總統所施加的壓力，特別是在國際貨幣事務方面，但是他也善於察出總統的意向。他仍然是一個開明的共和黨人，不過他從來不出於黨派動機而採取行動，從來不公開跟總統唱反調，而總是忠誠地支持總統的全部政治綱領。他在國內越來越成為一個擴張主義者，在國外則越來越成為一個行動主義者，同時又是肯尼迪家的一個親密朋友，雖然除了在1956年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短暫地會過一面之外，他以前並不認識總統。同他的党的傳統政策相反，狄龍支持赤字財政以緩和衰退，而在出現赤字時仍主張減稅，他支持堵塞逃稅的種種漏洞，擴大對外援助，以及用更大的經濟增長來為更高預算提供資金。

　　在我們就職的第一個星期裡，狄龍、赫勒和貝爾（我們有些人稱之為三駕馬車）有一天晚上跟我一起就肯尼迪的第一個預算方案一直工作到深夜。這個方案要求增加財政赤字。第二天早晨，當總統勉強採納了這個方案時，我說：「總統先生，新聞界將會說，一個大肆揮霍的民主黨總統不顧他的共和黨人財政部長的反對，堅持要讓預算上出現這樣規模的赤字，可是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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