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4)_西奧多·索倫森

四

　　他對自己的計劃遭到挫折和對他的一些書面批評也越來越習慣了。1954年，當波士頓《郵報》的社論指控他「犧牲了他的選民的最大利益」時，他感到十分煩惱。可是1963年，當右翼作家維克托·拉斯基在其《約翰·F·肯尼迪：這個人及其神話》一書中把他從別人文章裡斷章取義地搜集到的關於肯尼迪一家的一切不利的謠言和傳說全部刊印出來時，肯尼迪對此書及其作者都置之不理，並認為與其說他是危險的，不如說他可笑到了可憐的地步。

　　拉斯基和其他批評他的人能揭露他在當眾議員、參議員和總統時所採取的立場前後有矛盾，這件事並不使他感到意外或是沮喪。他在1960年說過：「我們從出生到死亡的整個過程中都在學習，……事情在變……情況在變……如果你還去執行那些失敗了的政策，……那你就太不聰明了……」

　　例如，他並不認為，在他當波士頓眾議員時發表的關於提高農場收入或擴大世界貿易的意見要使他終身都受到約束。1961年，一個共和黨眾議員引用了眾議員肯尼迪在1949年批評杜魯門對華政策的一篇激烈的演說來攻擊肯尼迪。肯尼迪總統雖然沒有在對他早期政策觀點的譏刺面前退卻，卻毫不遲疑地對向他提問的新聞記者們說：「我在1949年的演說比今天更強調了對人身的批評……我要說，我今天的觀點比1949年的觀點更符合於事實。」

　　顯然，在後來的歲月中，他比當一個年輕的眾議員時更為開明，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那時，「我還剛剛走出父親的家門」。他仍然不願根據公認的陳規濫套去思考問題，或者籠統地泛泛而談，或根據教條的辦法去解決問題。他仍然不願為了變革而去搞變革，或者在需要妥協的時候去反對妥協。但是他更為關心的是思想和理想，而不象過去那樣主要關心的是贏得勝利。在我們第一次會面時，他曾關切而冷靜地向我談到馬薩諸塞州勞倫斯地方的失業統計數字。可是1960年在我們駕車穿過西佛吉尼亞州時，他去訪問了一所失業礦工的棚屋，回進汽車時，看來顯然有所觸動。他沮喪地搖搖頭，什麼也沒說。不象那些開口盡是答覆人家問題的自由派那樣，他一開始總是詢問。而且他還勝過大多數「自己奮鬥出來的人」，因為他所養成的深刻信念不是從父母那裡承襲來的，也不是由環境強加給他的，而是他自己論證和學習的結果。

　　在他從政的初期，他的外交政策演說有著一種好戰的調子。在他看來，國防是外交的主體，裁軍只不過是空想。但是隨著他的觀察能力和責任的加深，在他身上重新樹起了致力於和平的責任感。他在白宮任職期間，沒有一件事比簽署禁止核試驗條約使他得到更大的滿足了。

　　1954年，這位參議員並不太重視最高法院關於取消種族隔離的那項歷史性決定，可是不到十年，他竟成為歷史上因維護平等權利而行使總統的一切行政、立法和道義上的權力的第一位總統。

　　這位年輕的眾議員曾投票贊成《麥卡倫國內安全法》，並對麥卡錫主義破壞別人名譽的問題不夠敏感——這一點是他自己承認的。當他成為總統以後，他把恩裡科·弗米獎金^①授給了備受攻訐的J·羅伯特·奧本海默^②，赦免了共產黨領袖朱尼厄斯·斯凱爾斯，制止了郵局對共產黨宣傳品的攔截，還在白宮歡迎過引起爭議的萊納斯·波林^③，並且任命了麥卡錫最喜歡攻擊的幾個人為政府官員。

　　①恩裡科·弗米獎金，是以意裔美國物理學家恩裡科·弗米（1901—1954）的名字命名的。弗米對氫彈發展頗有貢獻。——譯者

　　②J·羅伯特·奧本海默（1904—1967），美國物理學家，1946—1952年任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總顧問委員會主席，在麥卡錫進行迫害時期，被指控為「親共」，後被清洗出該委員會，但最後恢復了名譽。——譯者

　　③萊納斯·卡爾·波林（1901—），美國化學家，曾直言不諱地批評核試驗，著有《不再要戰爭了》。——譯者

　　1953年，他對農業、資源保護和自然資源方面的情況知道得很少，關心得更少。他對基本經濟、財政和貨幣政策的看法或者尚未成熟，或者十分膚淺。他對自己的國家及其土地和居民看到的也不多。他從未到過一個採礦城市，從未視察過一片棉花田，也未訪問過一座國有森林。象他後來在貝爾特農場發表的一篇演說裡所承認的，他從未「用犁耕過田，不論是直的犁溝，還是彎的犁溝」。

　　但是，到了1961年，我們可以說沒有一位總統曾經象他那麼時常察訪和那麼深入瞭解這個國家各個地區的人民和問題的。在民主黨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前的競選期間，他在一個陰雨天對內布拉斯加州哥倫布附近的一個農場視察後，對午餐招待會上的聽眾說，這個市里的銀行家曾告訴他這裡銀行有一條基本規則：對於臉上從未沾過泥土和鞋子上從未沾過肥料的人一概不予貸款。這位波士頓參議員接著說：「今天我有資格借款了。」

　　他對自己的成長和演變很清楚。伯恩斯1959年為他寫的傳記中，沒有著重寫出在他身上發生的「遠為深刻的變化」，他對此確實感到失望。「他本可以把我在學校裡表現的馬虎作風和我現在表現為熱情認真的態度對比一下的。」這位參議員坦率地把他在政治上的發展同他在學校裡的成績進行了比較。他對我說：「實際情況是，我在喬特一直鬼混，直到我在哈佛大學讀完二年級時，才對學習真正發生了興趣。」

　　有些人會說，他當眾議員時一直鬼混，直到他進入參議院的第二年，才真正對工作發生了興趣。我覺得為爭奪約翰·肯尼迪靈魂的一場內心的戰鬥，似乎是在1953年展開的——這場鬥爭關係到肯尼迪將當一個政治愛好者，還是當一個政治家，他將屈服於奢侈享受的誘惑，還是將從事立法工作。大多數觀察家全認為他在眾議院的工作基本上是不出色的——只有一份經常缺席的記錄。由於他健康不佳和漫不經心，再加上因公和不因公的外出旅行，缺席的情況就更為嚴重了。

　　在他獲得參議員席位並取得令人滿意的榮譽以後，他證明在自己所選定的政治這一行裡有相當的才能。當時距離改選還有六年，在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和共和黨政府之下，一個當選不到一年的民主黨參議員的職責既不卞分繁重，也不令人興奮。由於他所忍受的痛苦和優愁超過他願意回憶的地步，所以在單身漢的日子裡，他便喜歡在大西洋兩岸舉行一些無憂無慮的宴會和結交上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這有限的日子裡，他可以指望享有非常健康的生活，既可以尋歡作樂，又可以履行公職。這對他具有一種自然的誘惑力。

　　但是隨著他的信念有所加深、他關心事物的面有所擴大，而華盛頓和世界事務又占去他越來越多的時間，他那政治家的一面逐漸占了上風。顯而易見，約翰·肯尼迪的不同凡響的成長是由許多因素促成的：他所閱讀的書刊，他的旅行，以及從他的夥伴、經歷和責任所帶來的日益擴大的視野。

　　1952年，他被選入美國參議院，贊助他的選民擴大了，他所關心的事物的範圍也擴大了。

　　1953年，他結了婚，結束了單身漢的毫無牽掛的生活，並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1954年，一次脊骨手術幾乎使他送了命，他把好幾個月不能走動的復原期消磨在冷靜的思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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