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3)_西奧多·索倫森

三

　　雖然他生來富有，而且花錢毫不在意，但他對積累更多的金錢卻沒有特別的興趣。他同那些對旁人的需要漠不關心的富翁們沒有共同之處。他投票時有一貫的主張，不顧自己的（以及他父親的）經濟利益——例如在石油和煤氣問題上。他的父親也從不強制他或是他們弟兄中的任何一個繼承自己的金融事業。

　　這位參議員除了使用一般的表和領帶別針外，從不戴戒指，或佩上鑽石的領帶別針以及任何其他珠寶飾物。所有他的政府薪金——作為國會議員、參議員和總統——都捐獻給慈善事業，約計五十萬美元。他的競選運動雖然花錢很多，卻總避免那種可能被指責為炫耀金錢的鋪張浪費（諸如廣告牌、報刊上的整版廣告或者電視廣告節目等）。但他對於父親的財富使他能擔任公職而不需要在經濟上依靠一些有勢力的壓力集團這一點，並不感到羞愧。相反，他把自己的幸運當作是一種義務：「被上帝賞賜了很多東西的人。就有必要做很多的事情。」他還請他的妻子把艾伯特·愛因斯坦的這段話保存在他的文件夾裡：

　　我每天一再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都依賴
　　別人——活著的人和死去的人——的辛勤勞動，因此我必須
　　竭盡全力，以便給予別人以等量的東西。

　　傑克·肯尼迪喜歡波士頓，波士頓也喜歡傑克·肯尼迪，但是他一向總不止是一個波士頓人。就象許多對情侶那樣，他們很少生活在一起。他誕生在波士頓郊區的布魯克萊因。在他的個性逐漸形成的時期，他是生活在紐約的布朗克思維爾。他父親將全家搬到那裡去，因為他認為一個愛爾蘭天主教徒商人及其子女在波士頓是沒有多大發展機會的。1946年，肯尼迪初次參加競選時，還是一個羞怯的、瘦弱的、二十八歲的眾議員候選人。他在波士頓那個難弄的第十一選區競選，因為眾議員詹姆斯·邁克爾·柯利就要退休了。

　　作為馬薩諸塞州的參議員，他並不堅持他工作班子的成員一定要來自他們為之服務和研究的那個州。事實上，他倒寧願不要馬薩諸塞人。他告訴我：「這樣，如果他們工作不得力，我可以不受任何政治上的壓力或義務來留用他們。」然而他的新英格蘭經濟問題的助手是來自內布拉斯加州的，這一點他也覺得好笑。有一次，當我將代表他去出席馬薩諸塞州商人的一次宴會時，他向我建議，如果有人問我是什麼地方的人，就告訴他們，我是「來自西海恩尼斯港的，因為宴會上不會有一個那地方的人」。

　　我們具有不同的思想背景，多數職業自由派對他缺乏好感。但是我發現他是真實的、最老的那種自由派；具有無拘束的思考的自由人。他隨便地就承認，他進入國會，只具有很少的或者根本沒有什麼政治哲學。許多「職業自由派」的放肆態度使他感到「不愉快」。正如他在1959年秋季曾寫信給我所說的那樣，他並不反對，

　　一般人認為的那種自由派的信條。你肯定被看作是自由
　　派，而我希望，我在一般意義上也屬自由派，但我們兩人對
　　那些教條主義的自由派都有意見……這些人是如此地反對
　　我……「保守派」這個字眼有許多含義，是我不希望同它劃等
　　號的。對我更為確切的字眼是「克制」。我認識許多政治上的
　　保守派，我同他們是無共同之處的。

　　肯尼迪曾看到許多左派和右派的獻身政治生涯的人，他們的觀點都可能是僵硬的和固執的；他們對各自的政治思想上的領袖們的主張如鸚鵡學舌一樣毫不加以思考或者重行檢查。適成對照的是，他則自行投票，並不受任何其他參議員或參議員集團，或任何個別的私人和集團意願的約束。

　　1960年他在對紐約自由黨的演說中，對自己的政治信條作了最正式的陳述：

　　我相信，作為國家目的的根源在於人類的尊嚴；作為國家
　　行動的根源在於人類的自由；作為國家同情心的根源在於人
　　類的感情；作為我們的發明和思想的根源在於人類的思考。

　　……自由主義……對人的才能的信心……理智和判斷……是今天世界上我們最良好的，也是唯一的希望。他談這些話，也相信這些活。但他並沒有寫下來，當然也沒有用這樣的誇大的措辭談論哲學上的觀點。他通常總用較為簡單的方式來概括他在政治分野中的立場：

　　一個具有幾分克制感的北方民主黨人。

　　一個憑自己的良心來為國家謀求利益的溫和的民主黨人。

　　一個講求實際的自由派……一個實用主義的自由派。

　　當有人問到他希望成為哪一種類型的總統，自由派還是保守派時，他回答說：「我希望做一個負責任的總統。」或許他的妻子對他作了最好的概括：「一個沒有幻想的理想主義者。」

　　作為參議員、總統候選人和總統，他處事的衡量標準是：行得通嗎？於事有補嗎？同時，他雖然經常地，但並不總是這樣說：通得過嗎？他能以驚人的速度來掌握一個複雜問題的本質。同時，他的天性永遠站在問題的進步的一面；但他天生的小心謹慎，要求他以證據和經驗來檢驗他那些直覺。這種對於有成功可能性的事物強調現實主義的態度，使得許多批評他的人和評論家把他描繪成實用主義者。他確實基本上是個實用主義者。但他也兼具唯心主義和樂觀主義的強烈氣息。每一天發生的令人失望的事提醒他——他生活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裡，但這並不使他驚異或沮喪。他是如此關心世界的未來，以致永遠不會對現狀感到滿足。的確，他在競選時期和在白宮的歲月裡，他對這個國家和這個星球的情況的分析一貫是以這幾個字開始的：「我不滿足於……」

　　§他的成長

　　以上的描繪大部分既適用於他在1953年的情況，也適用於他在1963年的情況。不過在這兩個時期他已是不同的人了。1953年，他所具備的品質沒有比下列這些更為顯著、更為重要的：他的成長潛力、好學精神，以及鑽研和調查問題並堅持親自取得經驗的決心。他總對新的挑戰和競爭感覺興趣，他幾乎對一切事物都有無限的好奇心——人物、地方、過去、未來。對那些沒有什麼話可講的人他感到很不耐煩。他不願使別人感到厭煩，也不願別人使他感到厭煩。但他樂於仔細傾聽掌握新情況或具有新思想的人所談論的幾乎任何話題，而且他從不遺忘他所聽到的東西。他經常閱讀書刊，而且讀得很快——雜誌、報紙、傳記和歷史（也閱讀小說，不論好壞）。有時，他常在飛機上或游泳池旁為我高聲朗誦一段他認為特別有力的文章。

　　如果說，他對手下工作人員並不放鬆要求的話，那末他在打亂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時間表時，至少卻顯得比以前更為抱歉。他對一般公眾也是這樣。1953年，他把汽車停放在華盛頓鬧市區一個「不許停車」的牌子前面時，曾微笑地對我說：「這就是哈姆雷特所說的『官員們的蠻橫無禮』。」但是十年以後，他於1963年11月在紐約坐車從飛機場到市區去時，卻堅持不要總統通常具有的警衛車隊，情願接受車輛往來和紅綠燈所造成的耽擱，因為不這樣，他在車輛高峰時刻到達就會給紐約市民造成很大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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