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科·夏奈爾傳(24)

二四

　　「我眼中沒有德國人。一個木太醜的女人居然對他們視而不見，真使他們有點不好受。」

　　她乘坐地鐵。

　　「地鐵不像人們說的那樣氣味難聞。德國人怕瘟疫，叫人在地鐵裡撒玻璃屑。」

　　她對德國人的秩序、紀律十分欣賞。對德國人的工作又是如何呢？

　　「德國人比法國人有教養，」她說，「他們對科克托的作品不屑一顧，因為他們知道他的作品都是裝腔作勢嚇唬人的。」

　　她有一位德國情人：丁克拉格男爵。她認識他已經好久了。這位多維爾的馬球運動員比快60歲的科科小10歲。裡賓特洛甫為了改善人們因為希特勒的大喊大叫和納粹的暴行而形成的對德國的印象，向巴黎和倫敦派遣了親善使團，丁克拉格就是其中一員。他曾經使一位極其富有、美貌無比而且百分之百非雅裡安血統的巴黎女人對他十分傾心。這個巴黎女人在1940年和她的丈夫一起離開了法國。朋友們給男爵起了個綽號：麻雀。他們住進了自己的寓所。1918年德國戰敗，斯巴達克同盟①叫嚷要在柏林點燃紅色革命之火，引起了聯合起來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協約國的巨大恐慌。丁克拉格為了保住這套房子，與斯巴達克同盟奮勇作戰，時年20歲。這段回憶已經很遙遠，男爵已經改變了生活，他變得喜歡舒適，喜歡能安享舒適生活的女人。

　　在巴黎時，丁克拉格在監督紡織品生產的政府部門任職。皮埃爾·巴爾曼對我說，德國人為他們在1940年取得的勝利所陶醉。他們有許多計劃，其中有一項是要把柏林變成新歐洲的時裝之都。他們為什麼要在巴黎從衰退、奴化、受猶太人影響很深的法國人那裡尋找靈感呢？當然，巴黎有不少機會主義者贊同這項計劃，並且願意為實現這一計劃出力。但是，如果能把當時乘北方特快在巴黎和柏林之間穿梭往來的人的名字找出來，那麼人們也許在驚奇之餘還會感到一點不愉快。

　　巴爾曼和克裡斯汀·迪奧當時都在服裝設計師勒隆手下工作。勒隆大戰後重新雇用他們時減少了他們的工資。他們為法國作出了犧牲。應當挺住才能拯救法國的時裝業。生意做得很好，而且好上加好。服裝設計師們對削減面料生產根本不予理會，時裝展示會像過去一樣每年依然舉辦兩次。談到這點時，巴爾曼露出十分滑稽的神態。阿貝茨大使的夫人居中而坐，周圍大部分人都是我在巴爾曼或科科公司看見過的女士。

　　科科以自己的方式表示出強烈的好鬥精神。她深切地意識到夏奈爾公司對法國的重要性。如果關閉公司，離它而去。對國家來說將是一場災禍。但她還是在1939年9月這麼做了。為什麼？直到現在還是一個謎。她每月支付給兩個哥哥很少的薪水。1939年她在給他們的信中說：「完了，我不能再給你們什麼了，我和你們一樣窮。」這封信是眼下我保存的她的親筆信中的一封。當然保存在家裡。科科有一個小侄女夏奈爾。人們為了哄她，也叫她加布裡埃爾。但科科不為這種親近所動。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她的一位當兵的哥哥到她的店裡來，她沒有接待。科科去世時，她那遙遠的，不為人注意的家庭在一位惹事生＊的律師的指使下，關心起她的後繼問題來了。其間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令人難以猜測。

　　她在提到丁克拉格時從不提他的名字。別人勸她要留點神，謹慎些，她說：他不是德國人，他的母親是英國人，他們之間用英語說話。施帕獲喜歡抽雪茄，經常出入社交界。在吻科科的手時喜歡用英語問好。人們可以想像這對夫婦在佔領時期是怎樣生活的。繼英國首富威斯敏斯特公爵之後，她的這位丁克拉格男爵是一個好享樂的德國人，對俄國十分恐懼。對科科和「麻雀」來說，戰爭首先使人變得平庸粗俗，而對科科來說，更主要的是加快了她的衰老：她快60歲了。

　　「20歲時，你的容貌出於天生；30歲時，生活塑造了你的容貌；50歲時，你的容貌才是你應得的。」

　　她甚至直截了當地說：

　　「女人在30歲時就應當在臉蛋和屁股之間作出選擇。」

　　她接著又說：

　　「女人在50歲時對自己的臉蛋負有責任。50歲的人都不年輕了。我對男人們說，你們以為頭髮脫落了會更美嗎？」

　　丁克拉格是不是已經開始脫髮了？我的那本《神秘莫測的科科·夏奈爾》一書出版一年多後，負責科科利益的國際律師勒內·德尚布倫（他曾經反好地給我提供過科科的材料）給我看了一封法蘭克福的一位德國同行特奧多爾·莫姆剛給他的信。信的內容使我和他一樣大為吃驚。德國人給她一項極其秘密的任務：向丘吉爾建議同德國人談判。1943年，科科在希姆萊的特許下去了馬德裡，她對丘吉爾說：

　　「溫斯頓，蠢事已經夠多了，血和淚已經流得夠多了，應當結束戰爭了。」

　　她對此從來沒有提過一個字，但人們似乎有這樣的錯覺：科科在戰爭時期比熱衷於批評她的人幹得更多。解放時她遇到了一些麻煩：

　　「這些把襯衫袖口卷起的巴黎人……4天前還和德國人在一起，那時他們沒有把袖口卷起。」

　　有人給她看了一十丁克拉格的照片：

　　——您認識這位先生嗎？

　　——當然，我認識他已有20年了。

　　——他在哪裡？

　　——他是德國人，我想他該在德國。他很有教養，臨行時和我告別，說要去德國。

　　她激動地說：

　　「有人對我提及這些事時找都要問：您有證件嗎？您和哪位英國上校聯繫？誰給您傳達命令？通常，這些問題人們是無法回答的，而我能夠回答。從英國人的角度來看，這是很嚴肅的。英國人很認真。」

　　這是什麼意思？戰時人們是不會把會意起麻煩的證件帶在身邊的。

　　「證件可以以後再要，科科指出，凡是做過重要工作的人都得過證件，人們不能拒絕給他們證件。」

　　她沒有拿出自己的證件給我看，也沒有談起她做過的嚴肅工作的任何細節。在解放時她遇到過一些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小麻煩。人們悄悄地說她花了許多錢擺脫了這些麻煩。還說丘吉爾為她說了好話。丘吉爾是威斯敏斯特的朋友，也是波薩的常客。1943年11月在德黑蘭與斯大林和羅斯福會晤後，丘吉爾返英途經開羅，後來在馬德裡停留，住在英國大使霍爾·貝利沙官邪，霍爾是科科的朋友。

　　「應當懂得怎樣和英國人說話，我懂得。」

　　科科說服了特奧多爾·莫姆。特奧多爾在30年後決定把事實真相告訴他的同行德尚布倫。

　　佔領時期特奧多爾·莫姆在法國負責紡織部門的工作。他出生於紡織世家，是一個常常參加大賽的、有經驗的騎手。他在巴黎遇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夥伴丁克拉格男爵，由男爵介紹與夏奈爾小姐相識。他解救了帕拉斯，並且使科科留在北部省的一爿小工廠重新開了工。當然這些都算不了什麼。工廠要有一個廠長。丁克拉格沒有為帕拉斯做過什麼，他沒有權力，也沒有提出過權力要求，人們也很理解。

　　特奧多爾·莫姆寫道：「人們在想到夏奈爾小姐在剛解放那陣子遇到的麻煩時只會對她更為崇敬。她英雄般的沉默讓人想起她的血管裡有點貞德的血在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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