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傳(56)_馬克斯·勃羅德

五六

　　只有一輛敞蓬汽車用於從療養院到維也納間的交通。風雨交加。整段路上朵拉一直站在車上，試圖用自己的軀體為弗蘭茨遮風擋雨。

　　羅伯特·克洛普斯托克也表明了他熱烈的忠誠。他中斷了在柏林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後來在肺病治療領域內取得了重大成果），從那時起直至弗蘭茨辭世，將全劇精力投入了對這位珍貴的病人的照料之中。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博士這兩個人戲謔地自稱弗蘭茨的「小家庭」，這是在看著死亡到來時的一種親密的共同生活。弗蘭獲知道自己病得很重，但據我一次看望他的體驗，他心中充滿了希望和勇氣，好像全然不知即將來臨的危險似的。在維也納醫院（哈謝克教授處），他情況不佳。為了給他爭取一種考慮更周到的治療，比如一間單人房間，作了許多努力，全是徒勞。有幾天他甚至不得不躺在一個臨死的人旁邊，過後他懷著極其欽佩的心情對我。談到那個牧師的耐心，他堅持守候在彌留者身邊安慰他，直至最後一刻，而醫生們「早就溜之夭夭」。我寫信給維也納有影響的人士；韋爾弗激烈地為弗蘭茨說情，然而那個相當沒有心肝、沒有文化修養的教授同樣激烈地聲稱，他在卡夫卡身上看到的只是多少多少號房間的病人。他是這麼說的：「有一個叫韋爾弗的人寫信給我，讓我為一個叫卡夫卡的人做點什麼。誰是卡夫卡，這我知道。他是十二號病床的病人。可是誰是韋爾弗呢？」

　　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終於促成弗蘭茨於四月底遷入修道院新堡附近的基爾林療養院，這是個環境優雅親切、光線明亮的所在。韋爾弗給我的一封信中寫道：「哈謝克教授聲稱，留在醫院裡對卡夫卡來說是唯一可行的。因為這裡有一切治療手段和療養可能性。他非常不願意放他走。」卡夫卡在基爾林度過了最後幾周。他住在一個美麗的、用鮮花點飾的房間裡，窗外一片綠色，周圍是他的兩個忠實的朋友。在疼痛不厲害時，他過得輕鬆、愉快。

　　諾伊曼教授和講師奧斯克·貝克博士來到基爾林病人營。我摘錄後者5月3日寫的一封信之內容（致菲利克斯·威爾奇）：「昨天我被笛芒小姐叫到基爾林去。卡夫卡先生咽喉內非常痛，尤其在咳嗽時。吃東西時疼痛更其加劇，以致幾乎不能下嚥。我可以斷定他喉頭裡正在發生一種毀滅性的結核病變，軟骨的一部分也牽扯在內。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作任何手術。我給喉管主神經注射了一針乙醇。今天笛芒小姐又打電話給我，為的是告訴我，那一針只管一時，疼痛以同樣強烈的程度再次出現了。我向笛芒小姐建議，帶卡夫卡博士回布拉格去，因為諾伊曼教授也估計他還能活大約三個月。笛芒小姐拒絕了這個建議，因為她認為，這樣會使病人對病情的嚴重程度瞭解得很清楚。

　　「您不妨向他的親屬完全說明情況的嚴重性。從心理上說我理解笛芒小姐（她以自我犧牲的、感人的方式為病人效勞），理解她為什麼希望再召一批專家到基爾林來會診。因此，我必須使她明白，卡夫卡博士無論在肺裡還是喉頭都處於一種任何專家都無能為力的狀況，只能通過潘托苯或嗎啡來減輕痛苦。」

　　在最後幾周內他應該儘量少說話。因此他通過在紙條上書寫來溝通。我擁有一些這樣的紙條。有一次他寫道：「那篇故事有個新題目，《歌女約瑟芬，或曰鼠族》。這種夾著『或』的題目雖不很漂亮，但在這裡也許有二特殊的意義。有點像一架天平。」他時不時想到父親，想起與他一同去游泳場，想起那食欲旺盛的吃喝。他告訴朵拉，「當我是小孩時，我還不會游泳，有時我同父親一起到淺水池去，他也不會遊。然後我們光著膀子坐在小吃部那兒，每人要了一份香腸，半升啤酒。父親一般自帶香腸，因為游泳學校裡賣得太貴。你應該仔細體會一下，一個魁梧的男人手裡牽著一個小小的、畏怯的骨頭架子是什麼樣子，體會一下比如說我們在小更衣室內怎麼在暗中脫衣服，然後他怎麼拽我出去，因為我感到害羞，他怎麼想要把他所謂的游泳本領教給我，等等。可是在此之後有啤酒喝！」他雖是個不喝烈性酒的人，一個素食者，他卻懂得享受啤酒、葡萄酒和肉類；有時他聞聞飲料，誇讚其出色的香味；別人永遠搞不清楚，他的話是嘲笑還是一本正經說的。最後他有幾次又飲起啤酒和葡萄酒來，愜意一番。「你沒有感覺到萊昂哈德在做聽寫練習時面前放著一杯『譜索爾』酒嗎？」他在一張對話紙條上這麼寫著（這裡面的萊昂哈德我不知何所指）。——生命力的畫面占上風：「我的堂兄，這個了不起的人。這個叫羅伯特的人已經年約四十，當他傍晚（早不行，他是律師，很忙，既忙於工作又忙於娛樂），當他下午五點以後來到索菲亞游泳學校，三兩下脫了衣服，便跳入水中，像一頭美麗的野獸那樣有力地在那裡來回翻滾，只見水珠飛濺，目光炯炯，轉眼就遊得很遠，向堤壩處遊去——這真叫律。而半年後他死了，被醫生折磨致死。一種神秘的脾臟病，人們主要用注射乳液來治療，明知什麼都無濟於事。」關於他的狀況他也寫了很多，關於當時的需求、藥物、變化。他要求弄「那麼一頂從水中撈出的大禮帽」。其間有些話如「國王們的兒子們」，「向著深處，向深處的港口」。他很疲倦，很不耐煩。但時而又出現了：「馬克斯5月27日生日。」「經常給護士一點酒喝。」「在這裡贈禮是很有意思的，因為每個人都有那麼點內行。」「贈送是一種幸福，這肯定能給他人、真正地在一瞬間帶來快樂。」「當心別讓塞在花瓶裡的最下面的花受罪。怎麼能讓它們受罪呢？用碗作盛器也許真是最佳方法。」5月11日，星期天，我前往維也納再次探望弗蘭茨。發生了一幕奇特的場面。當我星期六下午到編緝室去時，有人招呼我，「快接電話去，一位女士剛從維也納打來的。」大衣都沒脫，我趕緊跑到電話間。是朵拉，她用這話問候我：「你剛才打電話來過。」我：「沒有，這會兒我剛到。」朵拉：「布拉格來電話。是布拉格日報。所以我問問你。」我多方努力，這件事卻始終是謎團，因為《布拉格日報》雖然常打電話去維也納，但從不打到基爾林。卡夫卡的妹妹中也沒有一個在那天打電話去基爾林。這次基爾林之行以特殊的方式籠罩在死亡的信號中。我剛要離開住房時，聽說我們這兒一個年輕人在他的住處濱海死亡。火車上一個身穿黑色服裝的女士與我搭話，我沒有馬上認出她來。那是圖薩爾部長的遺編，她向我述說她丈夫之死，述說她的不幸。在維也納我未同任何人說話，只是從火車站趕到旅館，從旅館趕到火車站。早晨我坐第一班級列車前往修道院新堡，從那裡前往基爾林。待到晚上，再坐車前往維也納，第二天早晨前往布拉格。上午弗蘭茨精神清爽，與所有醫生證明相反，我覺得他的情況並不是毫無希望的。我們談到了我們下一次的會面，我計劃作一次意大利之行，此行將再次經過維也納。朵拉首先告訴我的，弗蘭茨向我證實的（他不能多說話）是卡夫卡奇特的求婚故事。他想與朵拉結婚，寫了封信給她虔誠的父親。在這封信裡他闡述道，他雖然以朵拉父親的標準來衡量不是真正信教的猶太人，但卻是一個「懺悔者」，一個「皈依者」，因而可以抱有被這個虔誠的男人之家庭接受之望。那位父親拿著這封信到他最尊敬的人、其權威對他來說高於一切的「給蓋勒爾·萊伯」那兒去了一次。這位拉比讀了這封信，扔在一邊，言簡意賅地只說了一個「不」字。不作進一步解釋。他從來沒有解釋的習慣。這個神聖的拉比的「不」字通過弗蘭茨馬上到來的死亡得到了證實；那位父親的回信在我到達前剛剛寄到，並成了那「小家庭」一天的話題，弗蘭茨已把這封信看成是不祥之兆。他微笑著，但顯然受到了影響；我們盡力使他轉到別的思路上去。但一會兒後，朵拉就把我引到一邊，悄聲告訴我，每天夜裡有一隻貓頭鷹出現在弗蘭茨的窗口。這死亡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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