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傳(55)_馬克斯·勃羅德

五五

　　假如我以這種方式為你寫下我所接觸的一切，當然會沒完沒了，而且會造成假相，好像我在過著非常熱烈的社會生活；事實上我的周圍一片寂靜，但又從來不安靜。對柏林的激動人。心的事，無論是壞是好，我都少有見聞，當然得知前者要多一些。此外，佩帕是否知道，在柏林如果有人問某人：「你好嗎？」他會怎麼說？噢，他當然知道了，你們大家對柏林都比我瞭解。現在我冒著重述眾所周知的老掉牙的事情的危險，實質上這話還始終具有現實意義。人們會說的是：「物價糟透了。」還有：一個人激動地談到萊比錫體操節：「七十五萬體操運動員開進場，這是多麼壯觀啊！」另一個人慢條斯理算計著說：「三個半和平體操運動員，這是什麼意思？」

　　猶太人的學校裡怎麼樣（這已經絕對不再是開玩笑，但願也不是任何悲傷的東西）？你讀到過《自衛》上一個年輕教師的文章嗎？看法很好，感情熱烈。我又一次聽說，入過得不壞，而M．小姐說是改革了整個巴勒斯坦體操。你不必責怪阿倫斯坦老人的生意頭腦；把家庭馱在背上漂洋過海到巴勒斯坦去無論如何總是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至於有那麼多人各以各的方式做這件事，這是一件航海奇跡，其意義不小於發生在希爾夫海中的奇跡。

　　我非常感謝M．和L．寄來的信。奇怪的是，把她們的文字並列，也許比較不出她們性格上的差別，但幾乎顯示了她們身體上的差別，至少最近幾封信給了我這樣的印象。M．問，我對她生活中的什麼特別感興趣；我想是：她讀些什麼，她還跳舞嗎（在這兒的猶太人大眾之家裡，所有小姑娘都在學有節奏的舞蹈，當然是免費的）她還戴眼鏡嗎？阿妮·G．讓我轉告對L．的問候。這是個可愛的、美麗的、聰明的孩子（說的是L，但是阿妮也是這樣），勤奮地學習希伯萊語，差不多已經看得懂書了，會唱一首新的短歌。L也有進步嗎？

　　現在再不去睡覺可不行了。這回我幾乎一個晚上與你們同在，而從斯托克豪斯街和米蓋爾街路又那麼遠。別了。

　　可怕的1923年通貨膨脹之冬降臨了。我認為，是它殺害了弗蘭茨。——當弗蘭茨一次從柏林安靜的近郊乘車回來，他「好像從混戰的戰場上」回來（摘自朵拉的報道）。窮人的苦難啃齧著他的心，他「面色灰白地」回來了。「他生活在非凡的節奏中」，朵拉說，「以致他一生中已經死了幾千遍了。」這裡面不僅僅是同情，他自己生活也十分清苦，因為他倔強地堅持靠他小小一筆退休金度日，只有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他才非常鬱鬱不快地接受家裡的匯款和食品包裹。因為他感到這樣他剛剛獲得的自立性受到了威脅。剛獲得了一筆小小的收入（通過與《鍛造坊》的合同），他已經打算嘗還「家庭借債」。對家裡寄來的豐足的生日禮物（家裡人小心翼翼地為他著想著）他卻絕口不談其真實意義。——那時煤很缺乏。牛油他從布拉格獲得——他得悉妹妹成了一個布拉格猶太婦女聯合會的成員，該聯合會將救濟品包裹郵至柏林。他就將貧窮的熟人的地址寄去。「為了不錯過機會（因為郵寄這樣的東西很快就會把錢用完的），我馬上寄地址給你，當然還可以寄其他地址給你，庫存有的是。」在有些地址下他寫上：「合乎猶太教規的。」接著他看到一個這樣的包裹，並評論說：「這會兒它放在我們面前了，嚴肅得要死，沒有一小塊巧克力、一隻蘋果或諸如此類的東西發出一絲地微笑，它好像在說，現在靠這些麥糝兒、大米、麵粉、糖、茶葉和咖啡過幾天吧，然後死去，就像註定的那樣，我們能做到的就到這一步了。」這樣永遠也不能使他細緻的感覺感到滿足。

　　在他健康的時候，他去阿提勒力街上「猶太教學院」的課。他在師範學校預備班聽了托奇納教授和古特曼教授關於猶太聖

　　典的報告。他閱讀較簡單的希伯萊語課文。只是為了上這個班的緣故，他才定期離開安靜的郊區前往柏林市中心。

　　在聖誕節和新年之間他發高燒，但又康復了。在發燒期間他遷居切倫多夫，房東太太是作家卡爾·布瑟的遺孀。他過著退隱的生活。極偶然從柏林來過一個客人：魯道夫·凱瑟爾博士，恩斯特·布拉斯。

　　物價上漲開始使他不安。「假如局限於住房（當然是一套過於美麗的住房，下個月我得讓出一間）和吃飯上（當然是很棒的飯菜，從兩個酒精爐和一個食物煙箱上變戲法一樣變出來的。——當然這也許仍然是一筆過大的開支，尤其與我以前的房東常談到的那位先生的烹調法相比較下，那位聽說什麼東西都是在他的床上煮的），假如這樣生活在寂靜中，那麼還算過得去，當然也只有在父母和姐妹們的幫助下。可是一旦冒出什麼特殊事情來，一下子便會顯得什麼都無望了。醫生到我這裡來過，L．太太把她的親戚、一個大個子教授介紹給了我。幸虧他自己沒有來，而是先派一個助理醫生、一個年輕人來，這人還不到三十，除了寒熱，他什麼也診斷不出，醫囑暫時也無非是臥床和等待。這麼來一次他要了二十馬克，即一百六十克朗。最糟糕的是，這個價格不僅在收費價目上看倒也合理（這裡沒有人提出超過收費價目的要求），而且與其他價格具體比較也完全相當。一切都那麼責，要在這裡求得生存，得賺金馬克才行。我有時候已經想在與柏林的價格的鬥爭中退卻了，我想到什累申、維也納、戈爾達湖。」

　　當人們拜訪弗蘭茨時，他以開玩笑般的口吻談及他的憂慮。有一次他便這樣對我詳細地談了一個計劃：同廚藝高超的朵拉一起租一家小餐館，他在餐館裡當跑堂的。

　　朵拉後來告訴我，卡夫卡闡述這個計劃時是與這個意圖結合起來的：若能恢復健康，便遷居巴勒斯坦。這兩個人想以這種方式在「那邊」的初期階段維持生計。朵拉告訴我在柏林的一個住處，她在卡夫卡的命令下燒毀了他的一些手稿。他下令，她顫抖著服從；許多年後她還為聽從了這個命令而感到遺憾。但她強調說，假如她今天再度面臨這種情況，她照樣會屈從於卡夫卡的意志。據朵拉說，在被焚的文字中也有一篇卡夫卡的短篇小說，取材自奧德賽宰殺柏利斯以祭神的過程；此外還有一部內容不明的劇本。——其中留存於朵拉處的卡夫卡的文字於1933年被蓋世太保沒收，並顯然被毀了。我曾請求尚處在獨立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駐柏林公使館任隨員的作家卡米爾·霍夫曼為這些文字去德國有關當局交涉一下。他沒有獲得成功，後來他自己也成了納粹迫害的犧牲品。

　　畢竟不可能閉目不視，儘管弗蘭茨心靈中得到了平衡，但他的身體卻每況愈下。一個妹妹去看望了他，然後，我從柏林回來後，便將危急狀況告訴了舅舅（醫生），他到柏林去了，作出了最壞的斷言。1924年3月14日，我前往柏林觀看牙那切克作品在國家歌劇院的首演《耶努發》）。17日，我將弗蘭茨帶往布拉格。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博士送他上火車。幾天後朵拉也踉來了。

　　這會兒弗蘭茨又住在父母那兒了。儘管他的周圍充滿了關切之情，但他卻感覺到這是他自立計劃的破滅，是失敗。這時候他希望我每天去看他。以往他從未以這麼堅決的口氣說話，他對我工作的繁忙表示出極強烈的關心。現在他說起話來就好像他知道我們共同的日子不長了似的。「明天還是這時候來！」他說這話簡直帶有一定的嚴厲。

　　由於他情況越來越糟，不得不被送入一家療養院。

　　我日記中寫道：「4月10日這一天，由於『維也納森林』療養院傳回了卡夫卡的消息，一切可怕的事情都變得平淡了。維也納醫院。確診為喉結核症。最可怕的不幸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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