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傳(49)_馬克斯·勃羅德

四九

　　這一認識的核心無疑存在於這種感覺之中：有一個絕對概念的、無罪孽的、完美的世界存在著，——也就是教徒們稱為的「上帝」。這種對「不可摧毀性」的感覺是卡夫卡的自我存在的直接的肯定性和中心，與此同時，他並未忽略（因為他的心靈具有最敏銳的眼睛）無數可厭的錯誤步子中的任何一個、任何罪孽、任何可笑性，懂得人們互相間以此敗壞著生活的樂趣，使生活無法進行，並因此而離生活的源泉日益遙遠。一種美好的生活是為我們規定著的，但我們在內心深處卻沒有能力去抓攫它。這麼一來，上帝的世界對我們來說就成了一個超驗的領域，就字面的本來意義而言是無處生根、幽深可怖的。上帝的意志在我們的耳朵裡響著不合邏輯的聲音，也就是說與我們人舉的邏輯形成怪誕的對立面，它令我們覺得殘酷，甚至不道德。自從聖經中有《約伯》以來，沒有人像卡夫卡在他的《訴訟》或《城堡》中或他的《在流刑營》中如此強烈地抱怨上帝。《在流刑營》用一幅畫面描繪了正義：一台狡猾而殘忍地發明的、非人的、凡與魔鬼無異的機器，一個這台機器的古怪的崇拜者。在《約伯》一書中，上帝做的也是這樣的事，在凡人的眼裡顯得荒唐和非正義。但只是在人的眼裡如此而已，在《約伯》和卡夫卡那兒，最後的結果是確定這一認識：人們作為工作的衡量尺度與絕對概念的世界裡的衡量尺度不是一回事。這是不可知論嗎？不是，因為這裡有個基本感覺不變：人畢竟通過神秘的方式與上帝超驗的王國聯繫著。只不過這不是通常的、平淡的、可合理對待的聯繫。用廢話、用虔誠的圓睜的眼睛、用對惡的半遮半掩、用文藝來塗聖油都無法治癒那可怕的懷疑；而卡夫卡則以他不斷翻新的智力和永遠創新的、離奇的幻想將這種懷疑拽入我們的道德體系。只有通過一種非凡地聳立的積極的感覺，一種敢於橫眉以對一切不加遮掩的消極面的積極感覺才能做到這一點。不加掩飾地登記大自然的消極面和可怕的缺陷，同時又從內心深處始終看到「思想的世界」（柏拉圖的觀念），這是卡夫卡生活和創作中的特徵，這也在他的朋友們面前（儘管沒說過任何一句有關的話）顯示為一種啟示、寧靜、肯定性，在苦腦和模糊之暴風雨中。

　　也許有人比卡夫卡信得更深，也就是說更無疑義；也許有人懷著更辛辣的懷疑，這我不知道。我肯定知道的是這個奇特之處：在卡夫卡那裡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特性化成了最高的綜合。其意義可以用這句話來概括：在所有信徒中他是離幻覺最遠的；而在一切不懷幻覺看世界的人中，他是最堅定不移的信仰者。

　　這是古老的約怕問題。但卡夫卡幾乎毫無保留地站在人的一邊。在小說《在法的門前》中便是如此。守門人騙了那個請求進去的人，或是那人頭腦太簡單了。結束時，傾聽這個傳說的K．說：「謊言被變成了世界秩序。」顯然這還不是最後的話：那牧師通過語言和舉止來反對、抗議。（長篇小說《訴訟》中的最高法庭）的正義、一種符合上帝的委託，即符合「法」的良好的生活的可能性於是未被否認——但這種可能性並非肯定性。一切在搖擺之中。夜和光互相保持著天平。——這部「無時代」的長篇小說內容發生在什麼時候呢？在創世前一分鐘。它會不會成功呢？懷疑、無把握的巨大擔憂充滿了心胸。

　　為什麼人不能達到根本，達到真實，為什麼他無論如何都要迷失道路，就像那個「遵循著夜鈴的誤響」的鄉村醫生那樣呢？卡夫卡從其本質出發不願對上升天堂做出任何許諾和指導。他欽佩一切能做到這一點的人——而他自己處於搖擺之中。但是倘若他不曾感受到那絕對概念是自身中一種不可言狀的東西（Arrheton），那麼這種搖擺就會是空洞無物的。在他的無把握中人們感覺得到一種遙遠的把握，通過這種把握使無把握得以出現和保持。我已經說過，這一積極特徵由於他個人總是讓人感到安詳和開朗，他的本質的溫柔、思慮、從不慌慌張張，它也許便在他的文字中表現得不那麼突出（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人感到這一特徵是被壓抑著的原因）。但只要仔細閱讀卡夫卡的作品，就會透過昏暗的外殼看到其亮光閃閃的或說得確切些放射著柔光的核心。在作者敘述的表面上漂著內心矛盾和絕望；但是他那敘述時的從容不迫和條分縷析，他那沉湎於細節，也就是沉湎于現實生活和忠於自然的描述中的「填密主義」，他那在簡潔的、經常通過短路構成的句子結構中和如此眾多的風格轉換中表現出來的幽默（那些債務人「變得善於揮霍了，他們在一家飯店花園中舉行盛宴，而其他人則在逃往美國的途中在這宴會上稍事逗留。」）——所有這一切僅僅通過形式已經指出了卡夫卡心中的「不可摧毀之物」和他所認識到的人類的普遍本質，一旦卡夫卡自己朗誦，這種幽默便顯得特別清楚。比如，當他給我們朗誦《訴訟》的第一章時，我們這幾個朋友著實開懷笑了個夠。而他自己笑得那麼厲害，以致有時候一時讀不下去了。如果聯想到這一章可怕的嚴肅性，會感到十分驚訝。但事實便是如此。當然，這並不是一種完全愉快舒適的笑。但裡面含有愉快的笑的成分——當然這一個成分是與一百個陰森可怕的成分混合在一起的，這一點我並不想予以縮小。我只不過想同時指出人們在觀察卡夫卡時易於忽略的一點：對世界和生活的樂趣這一素質。

　　他引以自責的是，他對生活的信仰動搖著，他身心中的生活不夠強大。而他讚賞一切堅實地、活動著立於生活之中的人。所以他愛鄉間樸素的生活，這一點在青年時期致奧斯卡·波拉克的一封（不曾發表的）信中已可看到（「你發現大地朝著吃草的奶牛隆起，那麼親切地隆起嗎？你發現沉重而肥油油的田裡的土在非常柔細的手指中粉碎，那麼莊嚴地粉碎嗎？」），在他屈勞期間寫的日記中這種觀點更明確了，其中有這麼一段：「對農民的一般印象，高貴的人，他們以從事農業拯救了自己，在這裡，他們如此聰明而兢兢業業地安排工作，他們天衣無縫地與整體融合，不受搖晃與暈船之擾，直至陶然逝去。真正的大地公民。」當然，他的飲仰並未局限於農村人民，在日記中（1913．10．20）他以類似的口吻描寫了一個明確自己的道路的納城市作家：「讀了雅各布森的事蹟。這種生活的力量、下決心的力量，滿懷樂趣地立足於正確的所在的力量。他端坐在自我之中，如同一個傑出的划船手坐在他的船中或任何船中那樣。」從這些筆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卡夫卡劃分的價值標度。他愛生活的能力，但只限於那些為善、為建設性服務的。（難以滿足的雙重要求！）他老是責備自己「沒學到過一點有用的本領」。他抱怨說（日記1921．10．25）：「生活的洪流從未卷到我身上，以致我永遠不得離開布拉格，永遠與體育或某種手工活無緣。」他常責備自己的冷漠，對生活的無能，沒有生活力，這在書信中，在《訴訟》最後一章都可讀到。那兩個穿黑衣的、神秘的劊子手已是執行一個已經執行了的判決。當他們將K．帶走時，他們同他一起組成了「一個整體，一個幾乎只有無生命之物才能組成的整體。」他已經死了，這就是說：對真正的生活而言已經死去。因此最終畢爾斯特納小姐幽靈般地出現對他產生了一種有如麻木的作用。他想看到她，並不是想要尋求救助，而是「為了不忘她對他所意味著的告誡」。K．沒有結過婚，始終是單身漢。他在生活的現實面前感到驚恐，在它面前沒有經受住考驗。——這是他秘密的罪孽，在判決之前便已經將他排除出了生活的圈子，「假如他抗拒，並不是什麼英雄壯舉，」結束處因此而有這樣的話，「假如他現在給那兩位先生（劊子手）製造困難，假如他現在抵抗時仍試著最後享受一下生活的光。——K．死於生活上的虛弱，這本書一開始他便已經死了（從被捕的一刹那開始，卡夫卡在寫這個時刻的時候一定處於某種陰魂附體般的狀態，一種敏銳預見的感受中。——因為，1914年時哪有那種緊身的有帶扣、口袋、鈕扣和皮帶的黑色制服呢？）。當然虛弱只是相對的概念，假如以這部長篇小說從中生長發育出來的自傳性質這個角度來看，那麼就會想起，只有用卡夫卡自己給自己提出的英雄道德觀的、偉岸如紀念碑般的要求來衡量，才會把他的生活看成是虛弱的。但若這麼看問題，還有什麼不是虛弱的呢？這麼一種感覺在極其感人的《訴訟》最後一段中被喚醒了。在這段文字裡，「對最後的錯誤負有責任」這一點遭到了否認，K．猛然直起身子，想要召喚遠處一個不認識的、不清楚的、朝這伸出了胳膊的人。」「那是誰？一個朋友？一個好人？一個同情者？一個援救者？是一個人嗎？還是全體？還有救嗎？是什麼責備的話忘了說嗎？當然有的。邏輯雖然是不可動搖的，但它卻不與一個有活下去願望的人唱對臺戲。那個他從未照過面的法官在哪裡？那個他從來不曾到達並與之相對的高高的法庭在哪裡？」

　　又是那古老的約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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