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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相似的還有;「假如在天堂中被毀壞了的東西是可毀壞的,那麼這沒有什麼決定意義;但它如果是不可毀壞的,那麼我們便是生活在一種錯誤的信仰之中。」——卡夫卡在此清楚地拒絕了原罪的教義。卡夫卡對上帝的探索如同約伯曾做過的探索一樣。他探索原罪和被逐出天堂一事。他搜尋著,但沒有找到可藉以斷定的話。他尋找一種信仰像找一個斷頭臺,這麼重,又這麼輕。但有一點他無論如何是確信的:(完全不取決於我們怎麼評價上帝對我們的位置)人的立足點和任務是清楚的,是為善服務的活動,這是指在我們目之所及的範圍內。「死亡就在我們面前,就像掛在教室牆上的一幅亞歷山大戰役的畫。這就要看,是否能通過我們一生中的行動遮暗這幅畫而乾脆取消掉。」

  可以將1911年11月11日的日記引為對照——對我的感情而言這是最震撼心靈的日記之一:「一旦我發現本該由我來消滅的弊病(比如那特別安寧的、依我看來是無可慰藉的我那結了婚的妹妹的生活)安然保持原狀,我便在此一瞬間失去了胳膊肌肉的感覺。」

  相似的話還有(1914年5月),但已是更加強調一切人間事物的捉摸不透和複雜性,這些性質將為美好進行的鬥爭弄得極其模糊——(也許可以說:每個偉大的文學家總將生活中某種在他之前無人看得這麼清楚的東西清楚地表現出來。通過卡夫卡搞清楚的是什麼呢?是生活的不清楚性!):「假如我沒有十分搞錯,我確是更接近真實了。就好像是一片林中空地某處的精神鬥爭。我鑽進森林,什麼也沒有找到,出於軟弱馬上又跑出去;我離開這片森林時,經常聽到或以為聽到那個鬥爭中武器的碰撞聲。也許戰鬥者們的目光在尋找著我,但我對他們知之甚少或只知道某些虛假表像。」

  人的盲目性是很大的。但是,但是——人們只有在不是認真對待事物時,才讓上帝和正確的生活之「本」從面前駛過而不登上去,才會失去它。「但你要堅定」(我毫不懷疑地認為這是關鍵性的思索的語言),「……這樣你就能夠看見穩定不變的昏暗的遠行,從那裡除了有一次駛出一輛車外什麼都未出現,這輛車向這裡馳來,越來越大,在它到達你的身邊時,它填滿了世界空間——而你陷在它裡面,像個孩子陷在一輛旅遊車的軟座裡,車在暴風雨和黑夜中穿行。」

  卡夫卡的基本觀點大體上可以歸納為這麼個公式:幾乎一切都是不穩定的,但從某個特定的認識程度開始,人們便不會再迷失方向。——這是以最純的形式表達的柏拉圖的學說。因為柏拉圖在《費德羅》中也斷定,那些馳過上面的小徑的人,是不會落到下面的小徑上去的。

  在對人類行為的不完善性和不透明性的一切感傷中,卡夫卡堅信存在著不可動搖的真理。他不是通過語言道出這個觀點,而是通過他畢生的態度。這就說明了為什麼儘管在他周圍籠罩著抑鬱的空氣,人們在他身邊卻會感到極其舒服。這「不可摧毀之物」表明,卡夫卡的毫不咄咄逼人的、溫柔然而堅定的舉止就像是愛情、理智和善的永恆法則的憑據。當然,他幾乎是無窮無盡地懷疑和嘲諷著的,但在他心中(比如)就沒有對歌德的本質和核心的懷疑。那麼究竟是不是「無窮無盡地懷疑著」呢?不,這兒有一條界線,一條非常遙遠的界線——但終究是一條界線。

  對一個絕對世界的信仰——但我們迷失方向,我們太弱了,我們不理解這個世界。與對絕對的信仰共存在卡夫卡心中的是對人類的無能的意識。這種衰弱感由雪普斯根據今日不遵循傳統的宗教法則的猶太人獨特的現狀來解釋,天主教方面也有這麼個解釋:不接受基督的猶太人。可是不能忘記作為衰弱感主題的時代形勢、戰爭,卡夫卡個人的、偶然性的缺點和苦惱。這些個人因素是從青年時期的印象,從「失誤的教育」中開始的,這一切使他作品中產生了那種急於說明遠離上帝之現象的感覺。以此可以比通過神學幻想更好地理解真正的生活和真理。「接近上帝」和「正確生活」在卡夫卡那裡是一回事。一個沒有國土的民族的一員,是不能正確生活的。卡夫卡將複國主義視為一種具有重要的宗教意義的生活方式,關於這個仿佛是猶太的現實主義的闡釋我後面還將展開來談。

  但首先應該闡明一般宗教性的問題。

  絕對物存在著——但是不能與人類的生活相比較:這似乎便是卡夫卡的基本經歷,從這經歷的深處不斷出現新的變音。在最苦澀的嘲諷中,在絕望中,在無與倫比的自我鄙薄中,也在一種透過一切懷疑的雲霧歌唱著柔嫩的希望中,這種希望並不常見,但正因為如此而更加無可置疑地在這裡或那裡顯現。主題依然是我們會迷失正確的道路的危險,是一種具有如此怪誕的大比重的危險,即:實際上只有某種偶然性(「gratiaPraeve-niens」)可能會引導我們進入「法」,亦即進入正確的完善的生活,進入「道」。但可能性大得多的是,我們會誤入歧途。「一旦遵循了夜鈴的誤響,——切便無可挽回了。」人與上帝間永遠的誤解誘使卡夫卡不斷在兩個世界的圖像中描述這種不相稱的關係,這兩個世界永遠、永遠不能互相理解,所以在他如此眾多的動物故事中,不會說話的動物和人之間隔著無窮盡的距離。他的作品中有這麼多動物故事也不是偶然的。隔開父親和兒子的牆也同樣如此。在表達這種不可比較性的一切場合,這位文學家的目光總是含著同情的理解注視著,並將它同一切誤解中最大的、災難最深重的誤解——人在上帝面前的失靈——默默地聯繫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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