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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然後是:「9月10日。下午與卡夫卡再次造訪皮克教授。——他的開場白,說他學了希伯萊語,讀了拉特的教科書中的四十五課,沒對我露過口風。這麼看來,他最近仿佛一無所知地問我怎麼用希伯萊語數數,是在考我了。這寂寞的故弄玄虛。這裡面有偉大的因素,但也有壞的。」

  到一家肺病療養院去遭到弗蘭茨的全力反對。在後來的年頭中他才不得不這麼辦。人們也許會發現一個矛盾的現象:現在他應該去療養院他不願去,但若干年前他卻去一些療養院休憩過,如蘇黎世附近的艾倫巴赫、哈爾茨山中的容波倫、利瓦的哈同根。可那是些自然療法場所,在那裡,弗蘭茨一連數天或數月沉湎于「符合自然的生活方式」之中,這種生活方式既為他所愛又遭他訕笑,但在內心深處他對之抱有很大的希望。而以現代醫療學為指導的療養機構則全然不同地構成了一種威脅;從弗蘭茨的觀點出發可以理解他為什麼長期地拒不採納這種難以採納的建議。一個偶然情況這回冒出來幫助了他。弗蘭茨的小妹妹在屈勞(在弗略奧後面,薩茨那兒)接管了她丈夫的一處小莊園。決定做出了,最終大家一致同意,弗蘭茨到那裡去休養度假。這個假期多次延長,弗蘭茨時而還試著重新投入職業工作,但每次只幹了一段短暫的時間。轉入安靜的生活狀態終於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在那裡,弗蘭茨第一次親身接觸了農村生活、農業和德國農民,從屈勞的環境中後來便孕育出長篇小說《城堡》來。

  9月12日我記載道:「與卡夫卡告別。很難過。多年來我不曾這麼長時間不同他在一起。他認為他現在由於疾病的緣故不能與F.結婚了。她寄來絕望的信,儘管她還一無所知。——店裡兩個人推著小車來取他的行李。他說:他們來搬棺材。」

  從這時起我收到他的許多來信;它們太珍貴了,不應該只摘錄其片斷。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全部發表。關於卡夫卡強化了的基克加德研究、關於他宗教上、倫理上觀念的發展,這些信是有啟發的。其他從屈勞發出寄給鮑姆和威爾奇的信勾畫出這個人越來越清晰的面貌,表明他在最簡樸的農村環境中感覺舒適,再也不想回到城市中來了。日記中能夠反映他的情緒及城堡長篇核心內容的特徵的有這麼一段:「在農民呂夫特納家。寬敞的過道。整個具有戲劇性:他神經質地嘻嘻哈哈笑,敲打桌面、舉手、聳肩、舉起啤酒杯,像個華倫斯坦家族的人。一邊是個女人,老太太,他曾是她的雇工,十年前與她結了婚。熱衷於狩獵,怠於經營管理。馬廄中兩匹巨大的馬(荷馬史詩中的形象)在通過馬廄窗戶射入的一線陽光照射之下。」弗蘭茨慢慢地恢復著。只有當F.來信時,他半天不進飲食,也不拆信。

  我那時同樣處於激烈的心靈鬥爭中,再加上工作繁忙,所以可惜從未到屈勞去看望弗蘭茨。只有當我在那地方附近作報告時,他趕到米歇羅普火車站來與我見面。此外,他隔一段時間到布拉格來一次,來做些不可拖延的事。奧斯卡·鮑姆到他那裡作了八天客。「那時村子裡積雪很深,」他在《回憶錄》中說,「在我們通宵達旦聊天的那些長夜中,我對他的瞭解要超過前十年和後五年。」9月,即重病確診後不久,F.去看望了他。日記中報道著:「F.來過了,為了來看我,坐了三十個小時的車,我本該勸阻她的。與我想像中的一樣,完全由於我的過錯,她極度難過。我自己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表現,全無感覺,同樣完全無可救助,想著我的一些舒適受到了打擾,作為唯一的自白演了那麼點喜劇。在一些小事上沒有道理,沒道理維護她所謂的或也許是真正的權利。從整體上說,她是無事而被判了酷刑的;我為非作歹,她為此而受刑,此外我還操縱著刑具。隨著她的離開(她和奧特拉的車繞著池塘行駛,我取筆直的捷徑又一次來到她身邊)和一陣頭疼(喜劇演員的演出後殘餘影響),一天告終。」

  11月初我記下了與弗蘭茨的一次談話。話題是我自己的內心衝突,但也可窺見他的心理:

  他:總是這樣的。罪過恰恰在於,人們考慮問題。

  我:那麼應該不動腦子嗎?

  他:這當然不成法規。但這意味著:你應該不能夠考

  慮。——這是無法逼迫的。思慮是蚌的建議。但即便如此

  它也是善的、通人性的。沒有它就完蛋了。

  12月底弗蘭茨來到布拉格,在這裡與F.會晤。她身為柏林一家大企業的女經理(審慎、能於、寬懷大度是她傑出的特徵中的一部分),她利用聖誕節假期來進行最後的商談。這場悲劇進入了尾聲。12月25日晚上,弗蘭茨和F.作為我的妻子和我的客人來到我們家。「兩人都不愉快,一言不發。」12月26日我記道:「卡夫卡一早七點半就來了,要我陪他一上午。巴黎咖啡館。但他並不需要我當顧問,他的決心下得值得敬佩地堅定。只為了度過時光。他昨天對F.非常明白地談了一切。我們談天說地,就是不涉及這個題目。卡夫卡談到托爾斯泰的《復活》:『解脫是無法寫的,只能經歷。』下午與鮑姆、威爾奇一起出遊。也就是一對夫婦與卡夫卡和F。西普卡關隘。卡夫卡不愉快。他對我說:『我該做的事只能由我一個人來做。對末世該清楚。西方猶太人對此搞不清楚,所以沒有結婚的權利。這裡不存在婚姻。除非對末世不感興趣的人,比如商人。」』

  第二天上午弗蘭茨到我的辦公室來,進來休息一會兒,他說,他剛送F.去了火車站。他面色蒼白,繃緊著臉,一副嚴厲相。但他突然哭了起來。我看到他哭這是唯一的一次。我永遠忘不了這個場面,這是我所經歷過的最可怕的事情。——辦公室裡並非只有我一個人,緊挨著我的寫字臺是一個同事的寫字臺,我們在郵政總局的法律部工作——這個部位於一幢私人房子的最高層,不在總局的主要辦公樓裡。總局成功地將一套親切的、有廚房和洗澡間的四居室住房弄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灰塵堆,面目可增毫無人情味的官方場所,這麼一種改造的方式方法如同魔鬼作祟。而來找我的私人來訪者,我多半(內心總是歉疚不安)在那變成了廢舊文件堆藏室的、拆除了不少設施的廚房裡接待。但卡夫卡是直接走到辦公室裡來找我的,直接插入到埋頭工作的人中間,坐在我寫字臺旁的一個簡易沙發上,這張椅子本來是為請求者、退休者、被追求責任者準備的。而他就在這裡哭泣,就在這裡抽抽噎噎地說:「發生這樣的事情,難道不可怕嗎?」眼淚順著他的面頰往下流。除這次以外,我從來沒有見過他這麼不知所措,這麼失去自製。

  幾天後他回屈勞去了。他還給我看了F.一封十分痛苦的信。但他在她面前立場非常堅定,他不僅放棄了她,而且放棄了獲得婚姻幸福的任何可能性。他給自己造成的痛苦給了他力量,使他在其他人面前也能克服內心自然的軟弱而不讓步,因為他曾經在讓步中嘗到過不可避免的做出最終決定的苦果。

  大約一年三個月後我聽到了F.結婚的消息。我以委婉的方式轉告了弗蘭茨。他激動了,心裡充滿對這新的婚姻結合的最真誠的祝願,這也化成了他自己極大的喜悅。「有些難以解開的疙瘩似乎被解開了,實在是好事,」我私下總結這件事。我自然明白,至少在弗蘭茨那兒,這陰影籠罩的問題的消除還遠遠木等於說已經鋪開了一條得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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