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傳(37)_馬克斯·勃羅德

三七

　　第五章　訂婚歲月

　　弗蘭茨·卡夫卡曾將婚姻看得至高無上。他在《致父親的信》中寫到過這個問題：「結婚、建立家庭、接受所有降生的孩子，在這不安全的世界上保護他們，甚至給予些許引導，這些我確信是一個人所能達到的極致。那麼多人好像輕而易舉地就做到了這點，並不能構成反證，因為第一，確實沒有很多人成功；第二，這些不很多的人多半不是『做』這些事，而僅僅是這些事『發生』在他們身上。儘管這不是那種『極致』，但依然是十分偉大、十分光榮的（尤其因為『做』和『發生』間的界線無法劃分得十分清楚。再說，說到底，這個極致也不是至關重要的。只要有一種哪怕距離很遠的、然而扎扎實實的接近就行了。並無必要飛到太陽中間去，但卻需要爬到地球上一小塊潔淨的場地上，太陽有時可以照到那裡，人們能獲取一些溫暖。」

　　同樣，在如《十一個兒子》這樣的小說中，表現出弗蘭茨對家庭、甚至對父權生活方式的尊重。弗蘭茨把父權生活方式視為他父親的自然舉止，並十分欽佩。父親有一次向屋裡所有人宣佈一個外孫女誕生的消息時那種欣喜若狂的狀態，在日記中得到一種混雜的描寫，其中夾雜著吃驚、內心深處的讚賞和輕微的、批評性的嘲笑。《判決》中子與父的關係也是這樣表達的。小說《十一個兒子》已經引起了一些激烈的爭論，據我觀察，應該理解為自立為父、建立家庭的願望形象化。通過自立為父與他父親的榜樣分庭抗禮，也就是說，以自己同樣的父權的高大形象，同樣的樸實無華卻又近乎神秘的形象。弗蘭茨一次對我說的一句話與上述觀點沒有矛盾，弗蘭茨說：「十一個兒子就是正在寫的十一個故事。」故事是他的孩子，在寫作中，他耕耘於偏僻的地域，但每每有所成就，這與父親的創造力頗為相似（在此我說的是弗蘭茨的觀點，而不是我的觀點），並可與父親的創造力比肩而無愧。當他有一次「強忍著啜泣」閱讀關於一八七0／七一年戰爭的一本書時，心中浮現了他的理想：「當上父親，靜靜地與他的兒子談話。但是不可用玩具妖怪來取代真誠的交心。」

　　再瞭解了所有這些之後便會明白，為什麼同第一次喚醒他結婚願望的姑娘的相會會在他內心深處激起幹層波浪。1912年8月他認識了F。在他的故紙堆中有一封1912年11月9目的信稿，我不知他是否已經發出此信。這封信已經十分尖銳地反映了他最初的恐懼和退縮這樣的心情。「最親愛的小姐！您不可再給我寫信，我也將不再給您去信。通過我的書信，我必然使您很不愉快，但我是無藥可救的。這是很清楚的，我沒有必要為此數完今夜的鐘鳴。這一點我在給您寫下第一封信之前已經很清楚，如果說儘管如此，我為什麼卻依然纏著您，為此您當然可以詛咒我見鬼去，假如我不是已經見鬼了的話。——倘若您想要收回您的信，我自然可以寄還給您，儘管我很願意保留著。假使您真的要，請寄一個空白明信片給我，作為暗號。與此相反，我願盡我所能請求您保留我的信。——您儘快忘掉我這個幽靈吧，願您生活得快樂安寧，一如既往。」

　　儘管有這封信或信稿，布拉格和柏林之間的通信依然十分活躍。天平擺動了很久。姑娘心中產生了不信任感，弗蘭茨令她感到毛骨悚然（這也不能怪她），感到與事物的通常進程大相徑庭。她想要中斷關係。於是他對她的追求加倍地急切。一旦沒有信來，他便感到痛苦。有信來，疑慮又重上心頭，碾磨著他的心靈。他怎樣才能過一種二人過的生活呢？

　　於是很快就產生了誤解，產生了緊張空氣。我被迫承擔調解人的角色。這段時間內產生了我給卡夫卡的未婚妻的兩封信（1912年11月——關於這裡涉及的情況，可參見八十六頁）。我對這兩封信已經完全失去了記憶，它們是今年（1961）盛夏我那居住在美國的妹妹借訪問以色列之機給我帶來的，是我的手跡。她是為我從親戚朋友那里弄來的。那時候，當我寫這兩封信時，卡夫卡毫無名氣，他僅在弗蘭茨·布萊的《徐培裡翁》以及《波希米亞》上發表過寥寥幾篇散文。他的第一本書《觀察》雖已編成，卻是在1913年1月才出版的。——這兩封信結尾處提到的長篇小說是《失蹤者》（《美國》）。讀者肯定不會疏漏不見，儘管我當時處處透出青年人的幼稚，卻以一定的外交手腕對這位深為我的朋友所愛的姑娘做工作，爭取讓她更好地理解他和他的獨特之處，我採用的方法是表面上只不過（或主要地）宣揚他的父母對他缺乏認識。——從長遠看，我爭取理解的努力是無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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