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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弗蘭茨對我這願望內心很矛盾。他願意——卻又不願意。有一段時間拒絕的想法占上風,那是在他回到布拉格後,面臨著將那些他認為可以付印的散文小篇章從手稿叢中,即從日記中找出來,並作最後的修飾的任務,他疑慮重重,在《格林》中查找根據,由於對標點符號規律和正字細節沒有把握而產生了絕望。該出版社在看了我送到萊比錫去的樣篇後,從一開始(那是走運的年頭!)就表示願意接受,問題僅僅取決於弗蘭茨何時將最後看的定稿寄去。而他執拗得要命,覺得他寫的東西一無是處,覺得把過去的「毫無價值的」文章彙集起來妨礙他寫出較好的作品來。但是我再也不放鬆了。卡夫卡的日記是他反抗我的見證,然而反抗無濟於事。這本書必須完成,而且也完成了。當弗蘭茨根據自己認為值得的選出來的這個集子顯得小得可憐時,這家出版社決定把《觀察》(這就是這本書的名字)用一種不同尋常的大號字體來排。這本書有九十九頁,只編號印刷了八百本,這在今天是罕見的,在本首版書以其碩大的字體頗類古代的感恩刻板。通過這個罕見的偶然現象(據叔本華的思想已不再具備偶然性),這些偉大的散文的最核心的性質被表達得再好不過了。

  於是在那非同尋常的年代,由於那與世界上惡的力量至少能夠抗衡的善的力量的推動,弗蘭茨的反抗被克服了,並轉入了好轉的方向。順便提一下,卡夫卡在此一年前同我相似地鬧了一場。我堅持要實行在盧加諾制定的寫《裡查德和薩姆埃爾》的計劃。我們開始了,但很快就停頓了。我不放棄,直至寫出值得一提的一段。其中一部分1912年發表在維利·哈斯編纂的《赫德之頁》上(見短篇小說集236頁)。後部分將表現的是:友誼陷入了像愛情關係中那樣的動搖和麻煩——這兩個朋友在旅行中互相非常氣憤,他們的對立將加以突出,直至在潮濕而有黴氣的、炎熱過度的美蘭(我在那裡幾乎聲淚俱下地請求弗蘭茨,假如我死在異國他鄉,一定要在我心口刺一刀再埋葬我).共同面臨霍亂的威脅,他們以往的友情才重新燃燒起來,放出耀眼的光華。「旅行以這兩個朋友將他們的能力集中用到一種新的,獨特的藝術行動上而告結束。」這句話寫在發表了的這一章前面的注中。這兩個朋友當然不是照原型描下來的,尤其薩姆埃爾不是,他應該是個實際、富有和無依賴性的人——但是我們打算主要把卡夫卡的特性和旅行筆記用在裡查德身上,把我的用在薩姆埃爾身上(有時也可反過來)。這個主意使我們感到其樂無窮。對這個工作弗蘭茨也取抗拒態度(可參照他於1911~1912年間的新年前夕寫的日記),然而我畢竟成功地在一段時間內促使他同我一起幹。那時他適應了有規律的寫作時間,克服了內心的障礙,奮力擺脫了一個枯竭的時期——就在我們寫《裡查德和薩姆埃爾》時,他自己的日記也開始更豐富地湧流,——寫《裡查德和薩姆埃爾》)這一工作有時也使他高興,不過是偶然的;而他對自己的結束使他產生了這種思想:席勒所要求的「化感情為個性」在他身上正在發生。於是他的創作開始大起大落,直至在1912年9月22至23目的夜裡一口氣寫下《判決》,從而最終完成了突破。卡夫卡在日記中震驚地描寫了這個夜晚——我相信,這段自我描述將永遠是認識真正的藝術家是怎麼回事的重要文獻。「只有這樣才能寫作,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此徹底他身心敞露。」與此同時,他對逼得他無可奈何的掙錢職業給予最尖銳的批評,但沒有譴責。

  發生這個突如其來的突破的契機是一個柏林姑娘的來訪,她是F.B.小姐——一與她的關係籠罩弗蘭茨的生活達五年之久。「當我8月13日到勃羅德家去時,她坐在桌旁,」日記開始敘述這次事關命運的見面,接著寫下了這麼個句子:「在我往下坐時,我才第一次較仔細地看了看她,剛坐定,我已經作出了不可動搖的判斷。」——我的日記中在8月13日這天同樣記錄了這次會晤,緊接著這在我父母房子裡會晤的筆記之後寫的是:「西提咖啡館。卡夫卡帶來完成了的書,我高興極了。B.小姐。然後我又讀了一遍《觀察〉神筆。星期三,8月14日,我將《觀察》寄給了羅沃特。」

  1912年是卡夫卡生活中決定性的一年。兩個重要的事件發生在8月13日這同一天。我保存著一封短信,是卡夫卡在第二天早晨通過郵差送來的。這封信表明(其它因素除外),把我僅僅看成扮演逼促發表的角色的人,把卡夫卡看成扮演抗拒者角色的人是不正確的。信中說:「早晨好!親愛的馬克斯,我昨天在整理歸納小文章時處於小姐的影響下,因此很可能會產生什麼愚蠢之處,產生某種暗中滑稽的順序顛倒。請你再看一遍,讓我在欠你的深深的感謝上再加上一個感謝。」接著是兩點小小的修改意見。

  當我於9月29日從波多諾斯回來時(我在那裡同朋友菲利克斯·威爾奇一起從事《直觀和概念》一書的寫作),弗蘭茨在車站等我們,並馬上就談起了《判決》這篇剛剛完成的小說,他願意提供發表在我的年鑒《阿卡狄亞》上。它也真的發表了,在這個出版物唯一的一期上(1913年)——前面有給未婚妻的題詞。

  緊接著《判決》後,弗蘭茨繼續進行一個長篇小說第一章的寫作,這部長篇他顯然早就開始了,但至今才奮發起來。這部長篇叫《失蹤者》——或叫《美國〉我引錄我那時的日記於此。9月29日:「卡夫卡處於極度興奮狀態,通宵達旦地寫。這是一部故事發生在美國的長篇小說。」10月1日:「卡夫卡處於難以置信的極度興奮狀態。」10月2日:「卡夫卡,繼續為靈感驅使。一章完成了。我對此很高興。」10月3月:「卡夫卡,進展順利。」10月6日他給我朗誦《判決》和《司爐》(那部美國長篇的第一章)。緊隨其後(10月8日)發生了他母親與我之間的通信(關於打算進行的自殺)。10月14日,偉大的維也納小說家奧托·施托瑟爾(卡夫卡和我特別欣賞他)來看望我,我們三人去布拉格小街散步。但是10月28日的日記已經記下了不祥之兆,卡夫卡給F.小姐寫了封長達二十二頁的信,對未來的擔憂擾亂著他的心。從此,這個關係的悲劇上演了(弗蘭茨自己的日記缺從1912年10月至1913年2月這一段,這就是我將這一時期我的日記引述於此的原因)。我在11月3目的日記中找到這段記述:「去鮑姆處,卡夫卡在那裡朗讀了他那美妙的第H章。他完全愛上了F,很幸福。他的這部長篇小說——部神奇的著作。」在這豐富得不同尋常的年終,11月24日,卡夫卡已經在鮑姆家給我們朗讀了「關於甲蟲的燦爛的中篇小說」(即《變形記》)。卡夫卡的三個主要作品便這樣在1912年9月底和12月之間產生,也就是說在兩個月中,或者就那長篇小說而言,有了決定性的開端。

  在《判決》這篇感情如暴風驟雨的小說中,儘管這個兒子是那麼善良、順從,在父親心目中卻是不順從的、魔鬼般的,被判處「溺刑」,他呼喊著「親愛的爸爸媽媽,我一直是愛著你們的呀!」自行墜入河中。這篇小說第一眼看上去在精神分析學上是清楚明白的,但在第二眼、第三眼看上去時,卻又蒙上了霧紗。關於這篇小說,弗蘭茨自己有過三次評語。一次是與我談及的,我記得他有一次突如其來地對我說:「你知道最後一句意味著什麼?……我想到的是強烈的射精。」另外兩次解釋載於日記之中,寫於排印期間:

  1913年2月11日。借修改《判決》之機,我把我目前

  感到這個故事中變得清晰的所有關係都寫下來。這很有必

  要,因為這個故事就像一個正常地從我身上分娩出的滿身

  污垢的孩子,而只有我的手能夠穿過污垢觸及軀體,也只

  有我有此興趣:

  那個朋友是父與子之間的聯繫,他是他什]最大的共同

  點,蓋奧爾格單獨坐在他的窗前,懷著快感反復思索著這

  個共同點,相信掌握了父親,除了一個一閃即逝的悲傷的

  疑點處,認為一切都是太平的。隨著這個故事的進展,父親從那位朋友這個共同點中聳立起來,站到了蓋奧爾格的對立面,通過其他較小的共同點,即通過愛、母親的親切形象、對她的忠實的回顧以及父親本來為本店爭取來的顧客,更強化了父親的形象。蓋奧爾格則一無所有,那個未婚妻在故事裡只是通過同那個朋友、也就是說同那共同點的關係而存在,由於婚禮尚未舉行,她不得踏入圍繞著父與子的血緣線,因而被父親輕而易舉地驅開了。那共同點的一切都堆積在父親的身旁,蓋奧爾格僅僅感覺到這是一種陌生的、自立了的、從未得到他足夠的保護的、身受俄國革命之苦的因素。由於他自己除了朝父親看著的目光外,一無所有,那個將他與父親徹底隔絕的判決才會對他產生如此強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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