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傳(21)_馬克斯·勃羅德

二一

　　我作為郵局職員度過的那些年裡，我下午和晚上常埋頭寫我的《圖科』布拉厄》，這些年頭在我的記憶中已是晦暗無光，我幾乎記不起什麼細節了。一切都被無形的力量填入了無意識的血盆大口。也許有朝一日還會有什麼浮現。留在我腦子裡的只有一種直接的感覺，即對工人階級遭遇的幾乎不可理解的苦難的感覺。這種苦難抓握著所有不得不從事自己毫無興趣的工作的人。這種苦難經由泰勒制和「流水線」更是升入了離奇的境界。這怎麼能夠忍受呢？也許我們只是想入非非，以為人們忍受著這種難以設想的苦難；因為實際上它超越了人的反抗力，超越了人的自卑可能性（可惜這與前一因素在此是一回事）。我完全同意那種對社會問題的設想，那種對勞動收益的合理分配，然而我的閱歷還指出另一個理於更深處的問題——勞動幸福的問題，對勞動、對自己的工作的快樂的問題。就此也許還可以再說一些。

　　相距許多年後，幾年前我又來到了位於波利契旁的工人事故保險公司——弗蘭茨·卡夫卡的工作地。我以前經常到這裡找他，同他一起在荒涼的、響著回聲的走廊裡走來走去。這回我與一個負責官員、卡夫卡當年的同事談了話。弗蘭茨·卡夫卡（據這先生說）受到普遍的喜愛，他根本沒有敵人。他對義務的忠實堪稱楷模，他的工作得到高度評價。這位先生強調指出，弗蘭茨·卡夫卡能夠從與眾截然不同的角度來處理問題（這位先生的這個評語非常恰如其分。他還不知道，他說話時卡夫卡已經聞名世界了）。得到強調的還有卡夫卡性格中的一定程度的天真。他是「我們辦公室裡的孩子」。他敘述了一段有特徵性的卡夫卡軼聞：「有一次他走進房間時我正在吃黃油麵包。『你怎麼吞得下這塊油脂，』他說，『營養最好的是一個檸檬』。」

　　他在工人事故保險公司內的職責範圍是預防事故和撰寫關於將企業劃入不同的不安全等級的上訴書。

　　他自己認為他的專業工作幹得並不很出色，但他的上司卻對之高度讚賞。他經常以近乎五體投地的欽佩談到他的頭頭（馬爾史綱）的專業知識和「聰敏才智」。對他後來的上司奧斯特齊爾——著名的捷克指揮和作曲家的兄弟——的欽佩則更甚。

　　當他看到由於安全設施不足而致殘的工人時，他的社會感得到極大的激發。「這些人是多麼老實啊，」有一次他對我說，眼睛瞪得溜圓，「他們到我們這兒來請求。他們沒有沖進保險公司，把一切砸得稀巴爛，卻跑來請求。」

　　1909年這個事故公司的年度報告中有一段是身為職員的卡夫卡寫的，我將在下面引述。報告中當然沒有提到卡夫卡。可是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卡夫卡把這份年度報告帶給我看，說明這一段是他的手筆。他的上司對草稿作了修改，然而即使在這麼一篇公文中卡夫卡的風格仍確切無疑地在各個段落中顯示出來。而且那位友好地接待了我的負責官員也確認了這一段，同時他還指出1910年的年度報告中的一段為弗蘭茨·卡夫卡的文字。

　　文件的下面這一部分就是從幾個角度看都是令人感興趣的：

　　我們的示意圖繪出了四棱軸和圓軸在安全保護技術方

　　面的區別。直接以螺絲固定在四棱軸上的刀具鋒刃裸露，每

　　分鐘轉三千八百至四千周。刀軸和檯面的大距離對工人產

　　生的危險顯而易見。在這種軸旁如果處於對危險的無意識

　　中操作，危險可能更大；或者也可能不得不在意識到始終

　　存在的危險的情況下操作。特別謹慎的工人自然會留心在

　　刨刀頭上推移木塊時手指不超出工作件，然而主要的危險

　　對一切謹慎報以嘲笑。即使是最小心謹慎的工人也有可能

　　在一隻手把刨件按在機臺上，另一隻手引來刀軸的情況下，

　　或者由於打滑或者由於並非罕見的木塊反彈而致手誤入刀

　　具夾縫。木塊的這種推高或反彈既無法預見，也無法阻止，

　　因為當木塊在不同的地方合上了裂口或劈岔時，當刀具減

　　緩了轉速或方向偏離時，當手在木頭上的壓力分佈不勻時，

　　事故就會發生。這類事故不會不留痕跡地過去，每次都會

　　割掉幾個，甚至所有手指。

　　但是，不僅所有安全規定，而且所有保護設施在這種

　　危險面前無不失靈，它們或者經證明不夠充足，或者一方

　　面雖然降低了危險性（通過鉛保護推手的自動送料或縮小

　　刀具縫），另一方面卻反而使危險性上升，這是因為未給木

　　屑以足夠的存放空間，導致刀具夾縫堵塞，當工人清除縫

　　中的刀屑時，往往造成手指受傷。

　　假如根據史拉德專利讓軸在後面旋轉，對刀略呈斜面，

　　與之找平，便可以防止軸受堵塞，同時使木塊得以輕易地

　　推入軸中，木屑也有足夠的落下空間。

　　對於保護技術方面來說最重要的一點是，刀具的突出

　　的部分是刀鋒，由於這些刀同軸實際上連在一起，刀可以

　　很薄而不必擔心折斷的危險。

　　很清楚，卡夫卡對世界和生活的認識以及他懷疑事物的悲觀主義很大一部分來自公務經歷，來自與遭受不公待遇的工人們的接觸，來自蝸牛爬行般的公務辦事過程，來自公文停滯堵塞的流程。長篇小說《訴訟》和《城堡》中整章整章的外殼和現實主義的苞葉取材于作者在工人事故保險公司中親身經歷的環境。可以相提並論的還有腹稿《新燈》（日記111頁）和1913年7月2日的日記：「為關於一個瑪麗·阿布拉哈姆的二十三歲姑娘的審理消息抽泣了一番。她由於貧困和饑餓，解下一根她用作襪帶的男人領帶勒死了她九個月的孩子巴爾巴拉。完全是老一套的故事。還有下面那篇寫於最後幾年的一個改革草案，這篇文章在卡夫卡的作品中非常孤立，這是關於一個顯然意志自由、幾乎是修道院式的甚或純粹清貧的工作集體的計劃：

　　一無所有的工入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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