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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第三章 圍繞職業和使命的鬥爭

  1906年6月18日,卡夫卡在布拉格卡爾·費迪南特皇家德語大學被授予法學博士學位。

  然後他要按照慣例通過所謂的「法庭年」,亦即那些想要投身于律師職業的法學畢業生必須經過的無薪法律實習。卡夫卡從來沒有當律師的念頭——他只不過利用這一年作為緊張的考試後的喘息機會,並通過這個喘息機會尋找一個有工資的職位。因為他同父母達成了默契:一旦有可能,他不多一天依靠父母的錢包過日子。這連他父親也完全沒有明白,將他此舉視為最不像話的無理取鬧。我已經說到過:是否可以給這個才華出眾的兒子(但是他的父母是否瞭解他的才華呢?這才華有沒有顯露出來都是問題)以一種特殊的自由,比如批准他到國外去學習幾年。這個家庭的物質條件那時是充分的。但是要想獲得這麼一種待遇,弗蘭茨必須有足夠的甩開膀子闖路的精神。可是他最缺乏的不就是這種精神嗎?他的能力僅僅是內向的,表現為執拗、消極的堅韌。從這裡可以找到他悲劇性的咎由之所在。他受著罪,默不吭聲。但是不可忽視的是,他的才能的獨特表現形式不僅僅在父母眼裡、而且事實上也似乎是沒有實用價值的。而實用性與弗蘭茨在藝術中追求的純潔性是從頭到腳格格不久的,他在日記中稱「寫作是祈禱的形式」。在尋找掙錢的職業時,弗蘭茨根出要求:這個職位不得與文學有任何聯繫;以文學作為掙錢的職業在他心目中是剝奪文學創作的尊嚴。掙錢職業和寫作藝術應該絕對分開,二者的「混合」,比如記者的行業,亦為卡夫卡所否定——但他從不發表教義,而只是自己微笑著退縮,聲稱他自己「卻不能這麼做」。他的這種觀點給我和我的職業選擇也帶來了曠日持久的影響。我(像他一樣)出於對藝術的尊重,在最可厭的、遠離藝術的、枯燥乏味的法律職業中翻來覆去地折磨自己,直至很久以後才走上了戲劇評論和音樂評論的道路。今天我認為卡夫卡在這一點上的嚴格態度是一種高尚的迷誤,我後悔我自己像卡夫卡那樣在辦公室裡任由成百上千個毫無樂趣的時辰在幾乎是絕望的心情中流逝,從而褻瀆了上帝崇高的造物——時間。

  我們倆熱烈追求的是一種「普通頻率」的職業——也就是說從早晨到中午二或三點上班(我把這個「或」字寫得這麼輕鬆,其實照我們當時的想法,這一個小時決定著我們的整個內心幸福),下午空閒。私人行業的工作上午和下午上班,以致一天剩不下任何進行文學工作、散步、閑讀、看戲等事項的時間。即使三點以後回家去,這才吃飯,略略恢復摧殘神經的工作造成的疲勞,打算進入心中嚮往的自由狀態——然而一天時間已經所剩無幾了。我們渴望的到二點為止的頻率只有在極少數工作單位存在,幾乎都是國家機關,那時,在舊奧地利時期,這種機關已經是只接受由高層擔保推薦的猶太人才能進入的了。我並不想在此陳述我們尋找合適的位置的希望經常遭到破滅的故事,這些故事那時每天都像幽靈般出沒在我們的談話中。好在卡夫卡經過在最緊張的私人機構(AssicuzioniGenerali)工作中的短暫序幕後,終於在1908年7月在一個半國立的公共機構找到了合乎願望的職業,這個機構叫「布拉格波希米亞王國工人事故保險公司」。

  在這兩個崗位上,弗蘭茨都受到上司的青睞。但是事態很快就表明,他作了許多嘗試來分配時間,以便不受阻礙他從事自己酷愛的寫作,然而沒有成功。寫作需要有銜接著的許多小時,使創作力將執筆者帶入高漲的情緒,這種情緒持續上升,爾後重新消逝。然而這短暫的下午總是使人想到明天將要在保險公司度過的荒涼的日子,在這段時間裡卡夫卡不能夠沉入這個過程之中;而我很快也開始過類似的日子,也只有在投入最高度的精力和思想最高度集中的情況下才勉強可以進入這個過程。於是惡劣的時期在我們倆面前展開了。我在與卡夫卡共作休假旅行時寫給這位朋友的一首詩充分表現了我們的煩惱

  盧加諾湖

  ——給弗蘭茨·卡夫卡

  蜻蜓憩息在我們的腿上,

  輕柔的雙翼伸展得筆挺,

  從的熱的牆上鑽入水中,

  把我們當成岩石或花來想像。

  高高的公路變成鋸齒模樣,

  帶著純石灰粉,燒得像發白的太陽;

  沉甸甸的葡萄串向我們把腰來彎,

  葡萄葉的綠蔭投下女性般的清涼。

  但我們的心靈啊,親愛的朋友,

  它在為痛苦的過去激動異常,

  語言的音響黑暗而遙遠。

  儘管我們知道,現在被曬得黑黝黑黝,

  臨近的日子將強壓我們以同樣的重量,

  我們被壓彎,無情地變成蒼白。

  卡夫卡試著下午睡覺,夜間寫作。每一次這種嘗試總能持續一段時間,然而卻不能睡得充足(弗蘭茨深受睡不安穩和對噪音特別敏感之苦),於是出現了精疲力竭的狀態,迫使他不得不拿出他殘存的一切力量來應付辦公室內的工作。他有許多要求,包括有些物質也被他視為「卑鄙」(這是我從他那裡聽到過的最尖銳的表達反對意見的詞),比如當時社會保險遭到頗有幾分道理的攻擊,而這種攻擊遭到新聞宣傳的圍剿,卡夫卡對此便用上了「卑鄙」一詞。故此他在日記中寫道:「寫出了一篇支持和反對本機構的詭辯文章」(這一種嘲諷,證明他其實並沒有完全脫離新聞文體的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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