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卡夫卡傳 | 上頁 下頁 |
二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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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不佔有或接受錢和貴重物品。只允許下列財產:最簡單的衣服(根據具體情況而定)、工作必需品、書籍、自己所需的食品。其他一切屬窮人。 必須通過勞動獲取生活費用。不畏懼任何不損害健康的工作。可以自己選擇工作,在無此可能性的情況下,服從直轄於政府的工作諮詢處的安排。 工作一天的報酬不得超過兩天所需的生活費(具體根據不同的地區而異)。 生活儘量節儉。只吃身體必須的東西,比如在一定意義上相當於最高薪金的最低薪金:麵包、水、棗子。赤貧者的伙食、赤貧者的住處。 同雇主的關係建立在信賴的基礎上,從不要求法庭干預。接受任何工作後要在任何情況下完成,即使遇到對健康嚴重不利的情況亦然。 權利:最高工作量每天六小時,體力勞動四至五小時。 患病或到了無工作能力的年齡後由國立養老院、醫院負責照料。 勞動生活是良心的體現機會和同仁的相信程度的體現機會。將擁有的財產獻給國家,以便建立醫院和養老院。 當前至少要排除自立者、已婚者和婦女。 建議(沉重的義務)與政府斡旋。 即使在資本主義企業中,有兩句話無法辨認。那是可以為他人出一臂之力的地方,在荒僻的地方,貧民房子,(當)教師 最高限度五百人。 「試用期一年」。 卡夫卡從未積極參加過政府集會。但是他以觀察的方式參加所有為改善人類命運作出的一切努力。因此,他積極參加捷克群眾集會和討論會,我經常耳聞他對偉大的大眾演說家如蘇庫普、克洛法契、克拉瑪爾的具體分析(多半是尖銳的批評)。直到他死後,我在為寫作長篇小說《施蒂凡·羅特》搜集第一次世界大戰捷克無政府主義革命運動的材料時才偶然發現,卡夫卡與這一運動的一名倖存者——卡恰老先生熟識。根據他真實的、已得到其他方面證實的報道,我得以在我的長篇小說中寫下這麼幾行:「在另一群捷克人中,另一個操德語的客人坐在大飯館的桌旁,非常瘦,看上去很年輕,儘管他的實際歲數八成已經超過三十了。他整個晚上一言不發,只是瞪大了閃光的灰色大眼睛聚精會神地注視著,這對眼睛與濃密探黑的頭髮覆蓋下的棕色臉龐形成奇特的反差。他是作家弗蘭茨·卡夫卡。他常常不動聲色地給這個團體以幫助。卡恰喜歡他,稱他為『Kitdas』,亦即『沉默寡言者』或『沉默的塑像』(假如人們試將布拉格行話捷克語譯出來的話)。」這段話說的場所是那「姆拉迪奇」青年俱樂部的翻版。參加這個俱樂部的捷克作家有蓋爾納、托曼、施特拉梅克、施坦尼斯拉克·諾伊曼、馬雷斯、哈謝克等。 當然,在卡夫卡的職業生活中並非始終籠罩著陰暗色調。他有能力與同事和下屬包括與他們中間思想非常簡單或非常混亂的人相交。我的故紙堆中有這些先生中的一位給我的奇特的備忘錄。開頭的這兩句話:「Nose-culesfilllEvaeInhoelacrlmarumvalle」,結尾處載著弗蘭茨手書的筆記:「從開頭記載的作者——一個五十歲的人——的一段經歷中開了一個有彈性的、範圍更廣的綱領,根據這個綱領,可通過東方猶太民族(達利雅——猶太人當今的母親)和斯拉夫民族(烏爾蘇斯——斯拉夫人當今的父親)的結合以拯救二者,並造就西蒙——一個有宗教創造精神的新人。」弗蘭茨把這篇奇特的紀念文章作者帶到我這裡來,我們三人一起去看了一場東方猶太人的話劇演出。關於這場演出後面還將予以報道。 在他寫給我的一封取消約會的信中,他給他的職業活動抹上了一層堪稱走在卓別林電影前面的幽默色彩:「我幹些什麼!撇開我其它的工作不談,在我四個區域的主力陣容中,人們像喝醉了似的從架子上摔下來,掉到機器裡面,所有房梁都傾覆了,所有斜面都鬆動了,所有的梯子都滑了下來,遞上去的東西一概掉下來,送下去的東西人們自己則掉在那上面。瓷器廠的年輕姑娘們真叫人頭疼,她們不停地連同手中捧著的高高的一疊疊餐具摔倒在地上。星期一我算碰到了最氣惱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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