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傳(11)_馬克斯·勃羅德

一一

　　第二章　大學

　　「活像一根棍子似的從他嘴裡吐出」——這是我記錄在日記中第一句卡夫卡言論。卡夫卡用這麼一句話來形容某人（我今天早已想不起是誰了）說話不容人打斷的特徵。

　　重讀我的筆記，我今天仍然能產生對卡夫卡的表達方式的敬佩之情。對他來說，不存在普普通通的事物，他總是處處以他獨特的簡潔的觀察能力和比較能力來表達事物的，而且全然不受拘束，脫口而出．帶有最典雅的自然性。

　　見過卡夫卡的人，絲毫感覺不到做作的、陰暗的少時印象造成的任何精神負擔，感覺不到為擺脫這種負擔就輕易把頹廢和納士派頭視為出路，也感覺不到心靈的揪扯、侮恨。《致父親的信》中所寫下的，在外人看來似乎並不存在。或者只不過有所暗示，並且僅僅存在於非常接近的朋友圈子裡。這種痛苦我是逐漸看到和理解的。卡夫卡給人的第一印象是，這是個健康的年輕人，顯然沉靜得出奇；他視察著，不引人注意。他的精神趨向根本不是「有趣味的病態」、怪僻、怪誕，而是顯示著自然的偉大，顯示著向上、強健、健康、可靠、簡樸。

　　我總是不斷遇到卡夫卡的那些只通過書本認識他的崇拜者們對他所抱的完全錯誤的設想。他們以為他在待人接物中也是抑鬱的，甚至是絕望的。事實恰恰相反，在他身旁會感到舒服。他思想之充實（他表達思想多半用開朗的聲調），就最低限度而言，使他成了我遇見過的人中最容易與之交談的人之一，儘管他很謙虛，儘管他很平靜。他說得很少，在大庭廣眾中他經常見小時不發一言。可一旦他說起什麼，馬上就會令人側耳傾聽。因為他的話總是內容充實，命中要害。在與親朋好友交談時，他的舌頭有時靈活得令人驚訝，他能夠激越亢奮，直至忘我，這時風趣的話語和開懷的笑聲簡直是無休無止。真的，他喜歡笑，笑得歡暢，也懂得如何運朋友們笑。這還不止，在困難的情況下人們可以毫不猶豫地、放心地信賴於他的明達事理、他的策略、他的幾乎沒有失誤的見解。作為朋友，他能奇妙地給人以幫助。只有對他自己，他才會束手無策，一籌莫展——在同他的個人交往中，由於他有很好的自製力，人們只有在極個別的情況下才能得到這個印象，而他的日記則加深了這一印象。從他的書中，尤其是從他的日記中看到的景象竟是這樣的灰暗，與平常與他一起度過的生活截然不同，以致有必要將日常生活中的印象用來矯正與補充——這也是促使我寫下這部回憶錄的動力之一。留在我們這個圈子中的卡夫卡的生活景象與他的文學並駕齊驅，有必要加入對他的整體評價。在他的情緒好的時候，他會在兩個人對話的場合中編織插著想像翅膀的童話，這是些奇特的作品，我後來在描述我們的瑞士之旅時曾舉過一個例子（作品《廉價》）他執意地擴展幻想，懷著可愛的固執，不斷回到幻想上來，以各種色調的幽默賦予它以多彩多姿的生命，總是像在獨特的玩耍中源源湧出新的奇思妙想。

　　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在他創造力的獨特性中同樣碰得到這種遊戲般勾勒的線條；我們切不可等閒視之。我還發現，他的妹妹奧特拉在這點上很像他；這活躍的、想像細微的玩耍性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家庭屬性。有一次我去見奧特拉（這時卡夫卡已死去很久了），與她商談一件重要的事；一開始她就滔滔不絕地向我講她對她的狗的有趣觀察，大約有一個小時無法同她談其他任何問題。我經常在卡夫卡身上發現相似的情況。

　　我是在大學一年級時認識弗蘭茨·卡夫卡的，那是1902年到1903年間，好像已是1902年的下學期中的事了。弗蘭茨比我大一歲，當時正處在第三個學期。他離開中學後，先是註冊了十四天化學，然後是一學期德國文學，然後報了法學——最後這個選擇只是作為權宜之計，沒有愛好在先，就像我們中的有些人那樣。

　　在慕尼黑同保爾·基什一起繼續學習德國文學的計劃不曾付諸實施。法學專業有著最捉摸不定的前程，沒有方向，或者說包含著最大數量的不同方向（律師、官吏），也就是說前景的斷定要向後推延，這個專業並不要求對它懷有任何特殊的興趣愛好。卡夫卡是歎息著接受這個專業的。他從不隱瞞對法學學業的反感，下面引的一段日記可資為證（1911年）：「摘自一本舊筆記本：現在是晚上，我從早上六點就開始學習，現在我發現，我的左手出於同情心已經用它的手指將右手捏住一會兒了。」

　　在《致父親的信》中，這一職業選擇同「被父親戰勝」，同「主要事業」也掛上了鉤。這是一個屬後面的結構，可是其核心，我們青春時代的無言可遵、無章可循狀態可以在卡夫卡的話中看得清清楚楚。卡夫卡寫道：「對我來說實際上不存在選擇職業的自由。我知道：一切與主要事業相比，在我的心中都顯得無所謂，就像中學裡的一切教學內容一樣。事情就是找一個職業，只要不十分傷害我的虛榮心，這是我的無所謂心情最容易接受的。那麼法學便是不言而喻的對象。虛榮心和狂妄的希望與之相對的小小的嘗試，比如十四天的化學學習，半年的德國文學課程，都只能加強那基本的看法。於是我選擇了法律。這意味著，我在每次考試前的幾個月中充分繃緊神經，精神上靠吃千萬張嘴咀嚼過的木粉度日。可是在一定的意義上，我覺得水粉不難吃，就像在一定意義上以前的中學生活和以後的職員工作給我帶來的滋味一樣，因為這一切完全符合我的處境。至少我在這裡顯示出令人驚訝的先見之明，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已經對學習和職業有過十分清楚的預見。我並不期望得救，在此我已經自暴自棄了。」具有根本意義的事實情況是：我們倆確確實實地感覺到了只有藝術創造對我們才有向心力，但是我們並沒有承認這一點。我們對藝術也有著過高的看法，好像總想將藝術同「麵包職業」這個詞匯、這個概念所表達的令人頭疼的問題聯繫起來。再說也沒有任何人來引導我們，給我們指出道路（假如果然有道路的話）。由於我們得不到任何人出的主意，所以我們只能以為自己所不喜歡的學業是唯一的避難所。其它避難所至少在我眼裡不存在。卡夫卡自然還有一種模糊的設想（這在他生命的後期重現過）——可以「離開布拉格，從事某種完全不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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