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卡夫卡傳 | 上頁 下頁 |
一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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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一解釋,自然就可窺見生活的悲喜劇了。事實上那放棄了爭取家庭信賴的堅強漢子與多愁善感的人相比並未贏得過多的優越之處。以後「廣闊的世界(哦,它馬上就變得那麼狹小)所提供的衝突,與那人生第一次為求得信賴而又不能獲得的衝突相比差別總是微乎其微。不管是朋友抑或上司,是高於一切的情人抑或僅僅是同你偶爾打一個小小交道的不相干的人,你總是希望他們能夠認識你的存在,你的本質,你的內心所向,然而人們關心的卻總是你的成績,從道理上說,人們也只能通過你思想的體現來檢驗你的思想,別無良方。你希望的卻不是得到檢驗,你只希望人們相信你。每個人(同每個神祗一樣)都希望周圍全是信仰。只有當靈魂感受到來自他方的信任時,才有可能發揮其極細微的、不同尋常的能力。 一位哲學家(菲利克斯·威爾奇)將「信任決定」原則稱為一切倫理學的基礎,由此可見信任問題的中心地位。人們無法證明,世界就其整體而言是否有意義,是一個善的神靈的傑作,還是無意義的、兇惡的東西。這個問題只能由人們隨意地(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相信或否認。究其根本,每個人的本質、道德也同樣只能無證據地為人相信或否認。因為在這個領域內無法提供準確的證據:實際成績低於評價,最有利可圖的往往源於最惡的心靈。 在第一次衝突中(無所畏懼地爭取家庭的信賴)所有後來的生活衝突均已具雛形,似乎均已包含在其中。對在第一次衝突中,可以說在生活鬥爭的準備階段,已經存在的童稚者的聳肩,乍看之下不是那麼十分公平的。這些「不實際的人」也許會刪除思想和痛苦的某些空洞無物的環節;最終人們會發現,他們不僅比別人感覺更溫柔敏銳,也更接近真理和最深處的認識。因此一個「童稚」作家的世界觀能夠握住我們的心,克萊斯特便是這樣;童稚在此並非弱點;它只是對存在的不幸的基本情狀的一種比較誠實、比較認真的理解。我們大家身處這情狀之中,面對著面,互不信任,每個人心中都在秘密地懇求人們相信自己,即使自己的品行無法得到證明也罷。克萊斯特和卡夫卡(在《失蹤者》中)寫下了許多激動人心的場面,以圖表現一個永恆的場面——一個人蒙受了可恥的名聲,一切外在因素都於他不利,他聚集最後一點良心,希望人們不要譴責他。不錯,我有這麼一個感覺,克萊斯特所有的作品都是圍繞著這一點的。他的偶像是:凱特興·封·海爾布隆。可是正如凱特興信任她的騎上一樣,潘台西利婭也希望阿奇勒斯在所有戰鬥性的仇恨表像下始終感覺到她的愛。托妮捆起了她的情人,把他交給了敵人,——表面上看作者是批判了她,但實際上她心底是希望他能相信她,相信她的感情。「你不曾對我不信任該多好啊,」這是她最後的話。還有阿爾克梅娜在她那發火的丈夫面前,愛菲(《碎罐記》中)在她的未婚夫面前,那看上去十分殘忍的選帝候在那洪堡人面前——所有這些人都是難以理喻的、憂鬱的、有罪的,或至少有不良行為的形象,卻全都非常誠實,他們最強烈渴望的莫過於叫愛人認識他們深厚的愛。這是人類的基本情況,就克萊斯特來說,這是從他親身感受的生活狀況中擴展開來的。他有一個壞毛病:不愛寫公文愛寫詩——然而通過這個壞毛病,這傷風敗俗的行為,他的家庭卻不得不承認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傢伙。他所創造的最激動人心的象徵是:瑪爾基斯·封·O.進入了新的境況(正如天賦將一個作品變幻推入作者的心靈一樣),她不知道事情是怎麼發生的,不知道事情發生了,醫生的診斷再明確不過地給她判了死刑,然而她是無罪的。克萊斯特最大的創造性表現在:他用最強有力的論據將犯罪的表像堆在女主角四周,如同在一個殉教者周圍堆柴垛一樣。越是這樣,劃破雲空的閃電就越亮,照耀著令人眩目的、雪白的無辜。所以,父親認識到瑪爾基斯·封·O.心靈的純淨,並向她道歉這個場面才會具有如此震攝魂魄的感情力量。是什麼樣的勇氣引導作家提筆寫下(早在弗洛伊德前很久)這些話的啊,任何人讀到這裡內心都會受到極大的震動: 女兒脖子後仰,兩眼緊閉,靜靜地躺在父親的胳膊上 ……他坐有椅子上,長時間、熱烈地、沒完沒了地對著她 的嘴吻著,眼裡閃著晶瑩的淚珠,簡直像個熱戀者!女兒 不說話;他不說話;他坐著,臉俯在她的臉上,如同俯在 他初戀的姑娘上面,撥正她的嘴,吻…… 這樣一種充滿最後的魔力的渴望之場面多麼經常地晃動在克萊斯特眼前!這個場面或任何「童稚」的相似場面多麼經常地與他同床共夢! 至於弗蘭茨·卡夫卡的作品與克萊斯特的著作有一些實質上的、完全不可僅僅以回味相似來解釋的特徵,尤其在散文風格上,已經為人們反復提及。可是關於他們基本立場的心靈上的接近,據我所知還不曾有人指出過。這兩個人的基本立場的的確確是惟妙惟肖,甚至他們的肖像也相似,至少他們的童稚和純潔是相似的。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居於中心地位的竟然也是對家庭的責任!這是打開諸如小說《變形記》、《判決》、《司爐》和其他作品中一些細節的鑰匙。賦予象徵以現實的生命的方式,兩位作家也是一致的。那位女士在高尚的家庭眼前痛苦地變成一個羞恥地懷了孕的人的幻景,與那另一個家庭的兒子在謎一般的命運驅使下變成令人鄙視的昆蟲的故事亦甚相近。 與青少年時期的經歷的牽連難分難解,與家庭和一種無意識地繼續起作用的嚴厲的傳統的牽連難分難解(在克萊斯特那裡由康德主義重新引起人們注意的普魯士傳統;在卡夫卡那裡是由後期對猶太民族的研究重新喚醒的猶太正義倫理學)。我想以卡夫卡有一次對我講的話來與克萊斯特肖像中的孩子模樣作對比:「我將不會經歷成年人的年齡階段,會從一個孩子直接變成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他經常強調並寫入日記中:人們把他看得多麼年輕。在同樣的紙頁上還記載著對性的作用表示了一定的、一段時間內的不信任(克萊斯特也這麼報道過)。另外:對自己的高度要求,這兩個人好像有負於家庭,一定得說明自己不是廢物。弗蘭茨討厭任何形式的「未成年照顧」,這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在柏林還一直折磨著他,那是1923年那個饑餓之冬,他收到了父母從布拉格寄來的食品包裹。卡夫卡的最高生活理想沒有比克萊斯特那些充滿渴望的話表達得更準確的了:「耕作一塊地,種一棵樹,生個孩子。」這兩個人的生活道路當然與他們所渴望的農家生活和簡單作業的意義相差甚遠。他們相似之處還可以遠遠地引伸下去,直至深入他的創作形式內部,當然人們不是沒有注意到,卡夫卡也曾有意識地學習克萊斯特的風格。可是,除此以外,他們共同掌握著童話般的發明與寓言般的聯想的獨特形式,這一點與他們迷戀昔日有關,童年時代,孩子們總是將所見所聞視為著了魔的、夢一般變幻著的世界。這兩個人確實認識「回歸之途」,並很願意去走,也經常去走。兩個人那晶瑩剔透的風格與忠於細節的現實主義則是作為平衡因素出現的,是強烈的內心自然對那種迷戀夢幻和童年的傾向的反抗。在兩位作家筆下,那些一團亂麻似的、最神秘、最朦朧的現象是以盡可能明確、簡單、含義清晰的詞匯娓娓道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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