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傳(4)_馬克斯·勃羅德

四

　　「有一次，我面臨不穿一件黑色的禮服無法出門的境地，特別由於我必須作出是否參加一個舞會的決斷。努斯勒那個裁縫被召了來，協商裁這麼一件衣服的事。在這種情況下我總是如此優柔寡斷，我總是害怕通過一個明確的答覆不僅被扯入下一個不愉快的局面，而且會進一步被扯入一個更糟糕的境況。一開始我不想要黑衣服，於是人們在這陌生人面前以我沒有任何禮服為由羞我，於是我竟然容忍他們提出裁制一件燕尾服的建議。但我感到人們提出的燕尾服將給我的生活面貌帶來可怕的轉折，於是我們爭執不下，最後一致同意做晚禮服，這種服裝與普通西服上裝的相似至少使我感到可以忍受。可是當我聽說禮服背心必須開領，裡面還得穿一件挺括的襯衫時，我以超出自己力量的堅決性表示反對。我不要這麼一件晚禮服，假如非要不可的話，那麼我寧要一件雖有綢料襯裡坦領口卻開得較高的。這個裁縫沒見過這麼一件晚禮服，他說，我怎麼設想都罷，但這麼一種上裝不可能穿到舞會上去。好吧，就讓它不是舞會服裝吧，我根本就不想跳舞去，這事本來就沒有定，你只要把我說的衣服做出來就行了。這個裁縫簡直想不明白了，因為至今為止我總是以帶羞的匆忙，沒有異議也沒有建議地讓他給我量體裁衣，試穿新裝。毫無辦法，也由於母親的的催迫，我只得陪著他（別提多難受了）穿過舊環形路到一個商人的舊衣陳列窗去，我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經常看見一件這樣的不使人為難的晚禮服放在那裡並覺得適用於我。不幸這件禮服已從櫥窗中取走，圓睜雙目往店裡看了半天也認不出它來，要我僅僅為了看這件禮服而走到店裡去我可不敢，我們便懷著先前一樣的不同見解回家了。然而我卻覺得這件未來的晚禮服已經受到了這段冤枉路的詛咒，我至少利用了對爭執不下的惱火為藉口，隨便向這個裁縫訂做了一件小東西，為晚禮服之事給了他一點小惠作為補償，把他打發走了。在母親的責備下，我疲倦地退了回去，從此永遠（一切事情在我眼中都是永遠的）對姑娘們，對衣冠楚楚的出場和舞會關閉了心扉。我對此感到愉快，同時又覺得可憐，此外，我擔心在這個裁縫面前比他以往的任何主顧表現得都更可笑。」

　　弗蘭茨讀完了肉市場旁的德語小學，又畢業於舊城環形路旁的德語中學。這稱得上是布拉格最嚴格的學校。學生很少，在那些寬敞的教室裡，由於學生少，每個人自然會經常被叫起來提問，這種情況比其他那些較為幸運、但鬆鬆垮垮的中學要多得多。學生們怕老師。我那時在施蒂凡中學讀書，還不認識卡夫卡，有時也通過其他途徑聽到那個學校陰暗的情況。我們施蒂凡中學的學生也可參加在金斯基宮——舊城中學所在地——中舉辦的自選法語課，所以我親眼見過那些陰森而高雅的教室。卡夫卡後來有時對我說起，他是「以眼淚」通過數學考試的，還得感謝上面摘錄的日記中提到過的胡果·貝格曼，他把作業讓他抄。除此之外，他好像是個挺不錯的學生。舊城中學中只有好學生，差一點的在最初幾年就被毫不容情地淘汰了。

　　據他母親說，他那時是個體弱溫柔的孩子，大多數時候很嚴肅，然而偶然也調皮搗蛋，——一個老是讀書而不願運動的孩子——這與卡夫卡後來對體育鍛煉的強烈興趣是不同的。

　　一張地對照片展示的是個五歲左右的男孩子，身材瘦高，充滿疑問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緊閉的嘴唇顯得憂鬱而執拗。烏黑的頭髮幾乎垂到眉毛，加深了簡直處於危險邊緣的悶悶不樂的印象，適合幹這一印象的無疑是那無力下垂的雙手，而不是那精心選擇的水手眼、寬大的水兵帽和手杖。

　　弗蘭茨很少跟妹妹們一起玩，他們的年齡相差太大，這一差距有時好像倒是成了小小的不和的導火線。只有在父母生日時，小弗蘭茨才為妹妹們編寫小戲劇。這些小戲劇是在家庭內部上演的，這個慣例一直持續到兄妹們比較成熟的年代。很久以後妹妹們還記得一些片段和一些詩句。有個劇叫《騙子》，還有一個叫《格奧爾格·封·波迪布拉德》，再一個叫《照片在講話》（這個劇講的是掛在窗柱上的家庭照片）。弗蘭茨從來不參加演出，只是當劇作家和導演。後來他建議妹妹們演漢斯·薩克斯的小戲劇以取代他的劇作，由他導演。

　　青年弗蘭茨的真正社會交往我們必須在他的同學中去尋找。他那小小的班級中有那麼幾個人，他們的重要性以後顯示了出來。除了卡夫卡外，還有；已經提到過的胡果·貝格曼，他後來成了有地位的哲學家，目前他是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教授。在中學期間，卡夫卡和貝格曼二人雖然來往不少，但看來彼此並沒有真正認識到對方的價值。對於艾米爾·烏提茲來說同樣如此，他後來在哈勒和布拉格任哲學教授。還有保爾·基施，文學史專家和「新自由新聞」的編輯。只有同奧斯卡·波拉克的關係才堪稱密切，對此我們以後還將談到。

　　在青春時代的所有印象中，那巨大的父親形象（其巨大性無疑經過了卡夫卡的天賦的放大）處於突出的地位。作這方面描述的有卡夫卡生命後期的一部著作。1919年11月，他同我一起住在裡布赫附近的什累申（所以我能相當清楚地描繪那些日子的氣氛），他寫了一封非常詳盡的《致父親的信》，這簡直不能稱之為信，這是一本小書，然而不是現時可以發表的書，而且是最奇異的書之一，儘管是用簡單易懂的語言寫成的，它是有關生活衝突的最難懂的文獻之一。在此很難尋根溯源，有的地方自然很容易找到與精神分析學的吻合之處，但是精神分析學多半止於事實的表層，而不能及於更深處的盤根錯節。由於個人風格的緣故，這封《致父親的信》未作廣泛的傾訴。然而僅那些為數不多的片斷和語錄（我可以摘引）已足資構成有助於理解卡夫卡發展過程的不可或缺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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