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爾(19)_學達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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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2月14日，《萊茵法爾茨報》評論說：「經過這場辯論，實際上是兩敗俱傷……握手、拍肩以及松了一口氣的表情均不能掩飾聯盟黨自家造成的創傷，即便最後聲明再長也難以治癒它。與其說是充滿聖誕節前的歡樂，倒不如說是彌漫著內疚自責的情緒，所有代表們的面部表情似乎在問，這種破鏡重圓的愛情能維持多久？」

　　1976年聖誕節，科爾告別他可愛的故鄉前往波恩。尤利亞妮·韋伯、霍斯特·科爾奇克和司機澤貝同科爾一同前往。瑟瑟的寒風像刀子刮在臉上一樣，科爾不由伸手拉上車窗，他知道前面的路還很長。這時，科爾心潮起伏，思緒悠悠，仿佛又回到了1976年聯邦議院競選期間。

　　在1976年聯邦德國總理競選期間，科爾和基民盟競選委員會提出了「要自由不要社會主義」的口號。科爾的政治宣言像狂風驟雨席捲了全國，產生了巨大的號召力，社民黨對此毫不示弱，回擊聯盟黨「沒有執政能力」是「我國安全的危險因素」。

　　這時科爾聲望之高僅次於總理施密特，到底鹿死誰手不得而知。1976年8月舉行的民意測驗結果表明，52%的基民盟選民、25%的自民党選民以及20%的社民党選民認為，聯盟黨將在大選中獲勝。而52%的社民党選民、44%的自民党選民和19%的基民盟選民則認為社民黨—自民黨聯合政府將繼續執政。

　　社民黨當然意識到「要自由不要社會主義」的威力，它像一枚炸彈隨時會炸毀社民党自勃蘭特以來的執政黨地位。施密特自1974年就任聯邦總理以來前後不到30個月，如果在聯邦議院選舉中失利，這個結果對社民黨來說是不可想像的。很久以來，就流傳這一種說法，即把聯邦共和國比喻成「經濟上的巨人和政治上的侏儒」。現在不少人認為，在這位漢堡人的領導下，這個侏儒一天天地長大了，漸漸地同這個國家的經濟實力相稱。不僅如此，在舉行大選的1976年，聯邦共和國的通貨膨脹率下降到了4%多一點，經濟增長率達到了六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失業率也有所下降。因此，阿倫斯巴赫民意測驗所得的調查結果表明，在1976年月，大約有848%的選民認為赫爾穆特·施密特是個「較理想的總理」，而35%的選民則認為科爾是個「較理想的總理」，正如他從前是一位好州長一樣。

　　為了保證競選成功，使自民黨願意和社民黨組成執政聯盟，施密特宣稱，未來的聯邦政府將在新的聯邦議院中使僅有30名議員的自民黨人獲得外交部、內政部、糧農林部部長和5名國務秘書的職務。埃裡希·蒙德在1990年回憶說，社民黨這種「近乎於政治收買」的手段，「基民盟和社民盟則根本無法做到這一點」。

　　自民黨心動了，根舍當下拒絕了科爾請求與聯盟黨組成執政聯盟的意圖，不久，選舉結果揭曉，施密特以微弱的多數當選。科爾競選失敗。雖然如此，但聯盟黨的雄厚實力和戰略戰術卻令他們的對手心有餘悸。

　　前總理維利·勃蘭特在選舉後承認，「基民盟的競選班子在組織工作方面部分地超過了我們」。

　　黑森州州長霍爾格·伯爾納在驚駭之餘，忙不迭地說：「看來需要對我們的黨內組織進行一次改革。」

　　科爾想到這裡笑了，他感到自己仍有足夠的信心、力量把聯邦總理的寶座奪過來。1976年5月17日，《明鏡》週刊不是告訴他，科爾「暫時僅僅是個總理候選人」嗎？「暫時」還會有多久？是一年，二年，三年，還是五年？

　　第十五章　鄉情濃于水

　　抵達波恩不久，科爾將昔日在美因茨那些忠誠可信的人馬召集過來，組成新的班底。這些人是：尤利亞妮·韋伯、沃爾夫岡·貝格斯多夫、霍斯特·特爾奇克和愛德華·阿克曼等人。此外，他又從美因茨將州部長海納·蓋斯勒召到身邊，取代了庫特·比登科普夫的基民盟秘書長職位。

　　為了能夠爭取工會的好感，為聯盟党贏得新的選民層，科爾在1977年6月初把42歲、能幹好鬥的諾貝特·布呂姆提到黨的社會委員會主席的位置上，取代了漢斯·卡策爾的職務。

　　諾貝特·布呂姆博士是一位引人注目的社會活動家。他曾在呂瑟爾斯海姆的奧佩爾公司當過學徒，後來又輾轉到建築業、金屬手工業及卡車司機等崗位上工作過。長期的基層工作，不但使布呂姆瞭解基層組織並在這裡贏得了頗高的聲譽。科爾認為，布呂姆出任此職是再恰當不過了。

　　科爾需要一批休戚與共、志同道合的人馬，只有這些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他才有可能在工作的時候得心應手、遊刃有餘。他希望有一個良好的「人事政策」為己所用。他說：「如果自由的思想傳統有能像社會和保守的思想傳統那樣在基民盟內找到自己的政治故鄉的話，這個黨就不可能是人民的黨。」

　　在波恩，科爾依舊沿襲了他在美因茨任命新官員的風格，擅自將一些黨內、甚至連公眾素未謀面的州部長和州務秘書召到自己的身邊，委以重任。科爾在掌管美因茨時如此，在充當反對派領袖時如此，在進入聯邦總理府後還是如此。

　　但是目前鑒於地位的變化，科爾不得不在一夜之間改變昔日在萊法州時那種粗放得毫無約束的工作作風。在這裡，他必須小心謹慎、像地震儀那樣對任何風吹草動都有所反應。現實不允許他犯任何錯誤，否則那些政治對手和吹毛求疵的人又將繪聲繪色地貶責一番。

　　科爾在波恩很快適應了新環境，人們同時也很快地適應了他。在他作為反對黨領袖進入聯邦議院4周後，據英弗拉民意測驗的調查結果表明，科爾的日子遠遠比他的對手勃蘭特和施特勞斯好過得多。在一份從-5到+5的表格上，施特勞斯得0.4，勃蘭特為0.1，而科爾卻達到了1.2。

　　就在這個時候，連任的施密特總理卻為目前的尷尬局面傷透腦筋。在聯邦議院選舉後的兩個星期，勞動部長、衛生部長、國防部長、郵電交通部長、發展部長紛紛向總理遞交了辭職報告，各奔前程，原因是施密特不能實現其在新的任職期間內不更換內閣成員的承諾。

　　與此同時，養老金的問題使得施密特心煩意亂、不知所措。競選中，政府宣佈從1977年7月1日開始，把養老金提高10%。但是，選舉之後，從新的統計數據中發現經濟增長率比原先預期的要小，政府根本無法實現這一承諾。如果養老金像宣佈的那樣從7月份開始增加，1977年僅養老保險金一項就將造成100億馬克的赤字。

　　起初，政府決定將增加養老金的時間向後推遲半年，但尚未實施，各地的批評便蜂擁而至，他們不得不取消了這個決定。聯盟黨就此抓住不放，抨擊施密特是一個「養老金撒謊者」，用莫須有的事實欺騙了善良的選民。1979年9月，科爾對《星期日世界報》說，「我們的年邁公民要求誠實。」對他們來說，「養老金是長期勞動生活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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