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17)_學達書庫

一七

　　但在尼克松看來，是基辛格給壓垮了。基辛格甚至還流露出後悔之意，尼克松失望之餘，拒絕再召見他，甚至有一段時間連他的電話也不接。

　　就是在這段時間裡，尼克松撤銷了基辛格對竊聽的監控權，並命令霍爾德曼設法不讓基辛格與新聞界接觸。基辛格與總統副手們的關係也陡然緊張起來，他拒絕參加霍爾德曼早晨8點的例行會議。

　　雖然《華盛頓郵報》對入侵柬埔寨批評尖刻，報紙的董事長格雷厄姆女士出於私人交情，邀請基辛格到電影院去度過一個平靜的夜晚。電影看了一半，格雷厄姆才發現自己的選擇很糟糕，這部電影情節是關於導致納粹得勢的魏瑪政府耽於享樂的情景。基辛格堅持把電影看完，格雷厄姆女士問他如何能忍受這些鏡頭，他回答說：「在我成長過程中，我已習慣給別人讓道。」

　　一個月後，尼克松發表演說，用誇張的口氣稱侵柬行動是這場「漫長而困難重重的戰爭中最成功的一次行動」。基辛格也認為這次行動至少在軍事上是個勝利，敵軍在柬埔寨的40％的武器儲備被繳獲，美軍死亡人數從1969年春季的每星期300人降至來年春季的每星期35人。

　　不過，這些數據帶有一定的誤導性。實際上，美軍的死亡人數由南越軍隊的死亡人數來代替，並且尼克松一直聲稱此次軍事行動是為了摧毀北越的「中央辦公室」，而這個主要目標早就轉移到別處去了。

　　那些反對者對入侵柬埔寨的後果的預見不幸一一得到驗證，甚至還比他們說的要嚴重得多。柬埔寨終於被捲進它長期試圖避開的越南衝突中。在美國入侵之前，北越軍隊只在柬埔寨四分之一的農村有影響力，美國入侵後，這個國家的半壁江山落入北越的勢力範圍。英國記者奧克洛斯尖銳地指出，美國三年的軍事干預是紅色高棉滋生的惟一溫床。在北越的幫助下，紅色高棉由小股遊擊隊變成一股強大的勢力。在美軍重型炸彈的轟炸下，這個組織變得越來越野蠻，從而導致了1975年的血腥大屠殺。

　　尼克松和基辛格後來從未對入侵柬埔寨後悔過，只是認為力度不夠，沒有同時轟炸河內和北越工業區。他們沒有意識到河內在柬埔寨事件中取得了空前勝利，並在美國人心目中成了「得道者多助」的一群。

　　3.後院起火

　　4月25日晚，基辛格打電話給比爾·華茨，要他準備擔任國安會全體會議的助理協調人。經過一個不眠之夜後，華茨在會議召開之前1小時通知基辛格，他不打算參加會議，他辭職了。

　　基辛格暴跳如雷，在辦公室把書扔得到處都是。

　　華茨與基辛格的關係可追溯到洛克菲勒時期，他們都是洛克菲勒的搖旗呐喊者，華茨的辭職對基辛格是個打擊。

　　華茨回到家中，他妻子一看便知道他已辭職。「為什麼？」華茨問。

　　「因為這6個月來你第一次笑了」，他妻子答道。

　　華茨雖然與基辛格的關係源遠流長，但他們中間沒有基辛格對萊克和莫裡斯所懷有的溫情。萊克和莫裡斯是基辛格的一對金髮寵兒，萊克顯赫的出身和聰明的頭腦一直為基辛格所賞識。所以，當他倆決定辭職時，他們沒敢直接找基辛格，而是把一份聯合辭職信交給了黑格。他們因對越南政策持異議，因對竊聽有所風聞，因尼克松醉酒而辭職。

　　基辛格痛苦之至，命黑格去做調解工作。一向嫉妒萊克才智的黑格，把為基辛格工作描繪得十分恐怖，甚至還願意替萊克找一份工作。

　　入侵發生後，頭腦冷靜的分析家勞倫斯·林陷入了震驚之中，他無法工作，甚至連備忘錄也寫不下去。基辛格為了挽留他，特意安排尼克松接見他，但於事無補，勞倫斯·林提出辭職。

　　黑格奉基辛格之命去勸說勞倫斯·林，但勞倫斯·林得到的是和萊克相同的印象。

　　大部分才華橫溢的年輕知識分子，也就是基辛格稱為「我的流血的心」的助理們——霍爾珀林、戴維斯、華茨、萊克、莫裡斯、勞倫斯·林都離開了他的班子。他們的理想和才華，一直為基辛格所賞識，而且他已喜歡上他們每一個人，儘管他和黑格給他們中的一些人安裝了竊聽器。

　　留下的只有黑格，一個忠於職守的實用主義者，毫無理想和才華可言。基辛格從來就不喜歡他，有一陣子待他很粗暴。基辛格從黑格那兒感受不到對他寵兒的智力所懷有的那種敬意和溫情。

　　基辛格只能越來越依賴惟一沒走的「流血的心」一族的成員——溫斯頓·洛德。因為他顯赫的出身、溫文爾雅的氣質，基辛格從來不對他發脾氣，並且他妻子勸他留下來，因為為「這位傑出的人」工作比離開權力中心更能發揮他的作用。溫斯頓·洛德代替萊克成為基辛格的特別助理，在基辛格的不斷要求重寫報告的壓力下堅強地挺了過來。

　　4.邀寵

　　在入侵柬埔寨期間，基辛格不斷與學生、示威者、著名反戰活動家舉行小型的、非公開的會議。僅5月份，他在白宮、自己家或飯店就搞過10次這種類型的會見。1971年上半年，他與學生團體會晤過19次，與知識分子、學術界人士會晤過29次，與其他著名社會活動分子的會談達30次之多。

　　不管尼克松是不是這樣看，基辛格認為政府有義務與批評者取得聯繫，尤其是學生。再說，憑藉他的頭腦，他自信自己能夠成功地說服、哄騙、取悅那些批評者，把他們爭取到自己這一邊來。

　　基辛格這樣做還因為他喜歡智力挑戰。雖然對他的庇護人，他竭盡諂媚之能事，但如果別人這樣對他，他嫌煩，寧可有一場出色的辯論。

　　正如飛蛾撲火一般，他想改變或取悅他的批評者似乎成了一種心理強迫症，並且在他的外交政績中也反映出來。他對於敵手遠比對付同盟者要順當，在中東，他成功地博得了薩達特的歡心，但與以色列人打交道時卻出現嚴重問題。他把注意力投向勃列日涅夫、多勃雷寧、毛澤東、周恩來、黎德壽，但他對南越總統阮文紹卻怠慢有加。

　　他對會見反戰活動家尤其熱心，這是因為他害怕過激的抗議行為會引起左傾勢力的抬頭，甚至會出現反猶傾向。「與我的同時代人不同的是，我清楚地知道現代社會結構的脆弱性」，他告訴他的年輕的鴿派助理。「我們在把你從右派手中拯救出來」，基辛格在入侵柬埔寨後挽留萊克時說。「你就是右派」，萊克回答道。

　　但基辛格對右派的野蠻性比來自康涅狄格州的萊克有更深切的體會。他認為，一旦右派以為政府在東南亞執行的是一種逃跑政策，政府中的猶太人就會成為被譴責的對象，成為替罪羊，他害怕在美國出現魏瑪的翻版。

　　1970年5月8日，當警車仍把白宮團團圍住的時候，13名哈佛的著名教授魚貫走進白宮，與他們引以為傲地稱為「亨利」的老相識共進午餐，這是他與學術界人士會面中最痛苦的一次。會上，教授們不依不饒，一致譴責尼克松政府在國內製造混亂，在國外進行一場非道義的戰爭。

　　無論基辛格如何解釋，都未說服他們。

　　「這次會面徹底完成了我從學術界脫胎換骨的過程。」基辛格說。

　　但實際上並沒有像他說的那麼冷靜，會面所造成的傷痛直到戰爭結束後仍未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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