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5)_學達書庫

五

　　基辛格中士被提升為一支新的反諜報部隊的指揮官，負責在貝格斯特拉斯地區維持秩序，捉拿納粹危險分子。他成了這片鄙視他民族的土地上的君王，有絕對權力逮捕任何人。

　　可是，基辛格避免有任何仇視德國人的表示，決不趁機報復。反諜報組某些猶太譯員有虐待受詢者的行為，基辛格朝他們吼道：「你們在納粹底下生活過！你們知道他們怎樣虐待人，你們又怎能回過頭來用同樣的方式對待這些人？」

　　基辛格稱自己為亨利先生來掩蓋其猶太人身份，他不想讓德國人以為猶太人捲土重來，對他們實行報復。

　　儘管條文上規定不能與當地居民來往過於密切，基辛格卻有意無意地拿出一副德國人的作派。他佔據了一棟現代化的別墅作自己的住宅，選了一位美麗、聰穎的貴族的妻子作自己的情婦，常常宴請當地的市長及名流。「亨利是位出色的外交家」，一位他在菲爾特和華盛頓高地的朋友說。「他能與德國官員友好相處，使他們照他的旨意辦事。」

　　基辛格利用手中的權力幫助、報答了那些應該得到報答的人。卡爾·海茨勒一家在納粹時代是惟一與斯特恩一家和基辛格一家保持友好來往的非猶太人家族。基辛格吃驚地發現，他們被不公正地指控為親納粹派，美國指揮官沒收了他們的全部財產。在基辛格的干預下，他們要回了自己的住宅，基辛格還幫助他們募集資金，恢復產業。

　　克雷默爾的妻子、兒子仍住在自己家的別墅裡，因為她不是德國公民，她沒有定量供應卡，基辛格每星期給她送去食品。

　　在離開歐洲之前，基辛格曾拜訪了自己84歲的學識淵博、充滿睿智的祖父戴維·基辛格。在給家人的信中，基辛格這樣描述他：「他每天跟一位92歲的姑娘打牌，並堅持說對方利用他的年輕在牌上作手腳。」

　　令基辛格欽佩不已的是，雖然他祖父有三個女兒死在集中營裡，但他談起納粹時代所發生的事時卻沒有一副痛苦不堪、泣不成聲的樣子。

　　基辛格在自己的家信中對祖父能避開仇恨盛讚不已，並暗示自己被姐妹的死弄得悲痛不已的父親應該以他為榜樣。

　　「作為生活在納粹底下的猶太人，生活在美國的難民，以及軍隊裡的列兵，所有這些經歷並不真正幫我樹立信心。」基辛格曾說。

　　他錯了。

　　軍隊不僅幫他美國化，而且使他變得堅強起來。兒時經歷造成的缺乏安全感仍存在於他的個性中，但是，能在戰爭中活下來，充分發揮了其領導才能，這給他的個性罩上了一個硬殼，同時也蒙上了一層信心的光環。

　　第三章　官場敲門磚——哈佛

　　1.高材生

　　1947年，基辛格回國後，名牌大學中只有哈佛大學還繼續吸收新生。

　　24歲的基辛格決定從二年級讀起。

　　基辛格在選擇同屋時雖然仍要求是猶太人，但他從不跟同屋談猶太主義。他甚至強烈反對以色列的崛起，認為這會造成阿拉伯人的不友好，損害美國利益。「我有一個印象」，他的猶太同學說，「基辛格在童年時代遭受的反猶太主義的痛苦比我小時候在新澤西遭受的要輕得多。」

　　他給同屋的印象是特別用功、特別成熟。早上7點鐘起床後就去讀書，直到傍晚才回宿舍。他雖然對運動有職業興趣，但不曾參加任何一項，他從不追逐女人，似乎還是那麼靦腆而不善交際。

　　他在所有的功課上都是A等。

　　他曾想選化學專業，為此跟化學教授吉斯田爾科斯基探討過。教授建議他不要這樣做，這是他一生中的幸運時刻。「我跟吉斯田爾科斯基開玩笑說，如果他允許我當了一名平庸的化學家，可省去我多少年的麻煩。」

　　於是，基辛格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見政治系教授埃利奧特。當他到達教授的辦公室時，教授正在奮筆疾書。「倒黴，又是一個輔導生。」

　　埃利奧特說著開了一張25本書的清單要基辛格閱讀，並寫出一篇論文。

　　別人都覺得埃利奧特這種傲慢的打發人的方式很可笑，可基辛格立刻去了圖書館，把書單上的書一一閱覽一遍，用3個月時間，以每天工作到深夜2點的勁頭完成了這篇論文。

　　一天早上，他把論文交給埃利奧特。

　　下午，電話鈴響了，是埃利奧特要召見他。因為從來沒有一個學生把所有這些書看完，並寫出如此連貫的論文。

　　埃利奧特是個體形、個性、自我都很龐大的人，他平生最大憾事就是沒有從政。從政對他來說既是個人野心的實現，也負有一種使命感。

　　他把這一點傳染給了基辛格。

　　埃利奧特的指導對本科生基辛格到終生教授的基辛格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他為基辛格寫的推薦信中這樣寫道：「我可以說在過去五年裡，從沒有一個學生具有基辛格先生的思想深度和哲學洞察力。另一方面，他有一副條頓式、徹底系統化的、缺乏典雅的頭腦。他帶有某種感情用事的傾向，這可能跟他的難民出身有關，但總體上看，他的頭腦非常均衡而公正。」

　　在埃利奧特的指導下，基辛格創造了一個哈佛之最。他寫出了一篇383頁的論文，這在哈佛本科畢業生中從來沒有過。儘管哈佛人才濟濟、英傑輩出，大家仍對此不由得發出驚歎。這篇題名為《歷史的意義》的論文，其內涵之豐富，規模之巨大，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把歷史上發生的一切都匯入其中。

　　在這篇論文中，基辛格大唱悲觀主義論調：「生活就是痛苦，出生蘊含著死亡。」他還闡明了自己歐式保守主義的觀點，強調國家利益和勢力均衡的重要性。這些觀點在他後來的博士論文中得以充分發揮。

　　基辛格在大學三年級時結婚了，對象是中學舞蹈課上的同學安妮·弗萊歇爾。基辛格在軍隊就早已放棄宗教崇拜，但為了父母，他和安妮仍在一座猶太教堂舉行了婚禮。那年他25歲，安妮23歲。

　　小倆口搬進了阿林頓高地的一個小套間。「安妮幫他一心一意地撲在研究上」，亨利的弟弟瓦爾特說「他受不了輕浮的學院生活。我倆都無法跟宿舍裡那些預備學校出身的傢伙融洽相處。與安妮結婚使他更加嚴肅認真。」

　　的確，他寫作的時候，安妮只能輕手輕腳，除非必要，平時連話都不敢跟他講，這種狀況經常要持續好幾個月——這對任何女人都是不堪忍受的。

　　他們的日子過得緊巴巴的。基辛格的獎學金付掉他的學費後所剩無幾。安妮找到一份圖書保管員的工作來維持他們的生計，另外還料理家務，幫他打印清稿。

　　埃利奧特教授對於基辛格，與其說是一個學問授予者，不如說是私人保護者。他知道他這個輔導生在思辨能力上已超過了他，但他是基辛格的哈佛同事中難得的一位不表示嫉妒的人。相反，他盡其所能地幫助基辛格，幫他找工作，賺錢，在對基辛格頗為冷淡的學術團體裡為他打下社交和政治基礎。

　　在埃利奧特的推薦下，基辛格主持了哈佛夏天國際研討會，研討會成員都是歐亞各地前途遠大的青年，基辛格對他們殷勤周到。他有一種本能，知道該邀請到那些日後會成為他的東道主的人。

　　這些人中間許多人在基辛格當政時就已成為各自國家的重要人物，或新聞記者、銀行董事長。基辛格受益匪淺，甚至到90年代，他還跟這些人保持著工作關係。

　　在哈佛就讀的這段日子，基辛格給人印象是個沒有童年的人。他老是一本正經的樣子，老是來去匆匆，好像世界上就屬他最忙。

　　他在哈佛最強有力的對手是後來成為卡特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布熱津斯基。布熱津斯基回憶說：「基辛格對他懷有競爭心理。」基辛格聲稱正好相反。也許倆人說得都對。布熱津斯基後來沒有撈著哈佛終生教授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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