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基辛格 | 上頁 下頁


  基辛格順利通過了博士論文,因為他那傲慢、難以相處的脾氣和那掩飾不住的、想在政界謀求發展的勃勃野心,哈佛也拒絕給予他終生教授的職位,哈佛需要獻身教育而不是把哈佛當做躋身於權力中心的臺階的人。

  1955年,設在紐約的對外關係協會聘請基辛格作為一個研究小組的報告人。這一小組負責考察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1954年倡導的針對蘇聯的「大規模報復」戰略的含義。基辛格迫不及待地接受了這個工作,因為它像國際研討會一樣提供了一個接觸外交政策精英集團的機會。

  進入這個研究小組後,基辛格才發覺哈佛只不過是遠離世界權力中心的一潭死水。

  研究小組的中心議題是美國有可能需要發展進行局部戰爭也就是使用小型核武器的戰爭能力,基辛格負責整理會上討論項目並寫出一本書。他把專家分成小組,要求每一組就一個具體問題提出建議,經過兩年努力,他以個人名義出了一本書——《核武器與對外政策》。

  在對外關係協會的歷史上,頭一次一個研究小組變成專為幫助報告人寫書的顧問班子。

  無名教師寫的有關國防政策的嚴肅書籍很少能上暢銷書榜。令出版商和他本人吃驚的是,1957年這本書出版後,連續14個星期高居暢銷書榜首。《紐約時報》數星期把此書列為頭版頭條。「氫彈之父」愛德華·泰勒對基辛格大加讚賞,尼克松還有一張拿著這本書的照片。總之,這本書的廣泛流傳,使基辛格一躍成為外交政策研究方面的名人。

  2.權力邊緣

  在兵營是克雷默爾,在哈佛是埃利奧特。1955年,基辛格生活中出現了第三個伯樂——他遠比前面兩位顯赫——這就是納爾遜·洛克菲勒,石油大亨約翰·D·洛克菲勒的兒子。

  不像基辛格,納爾遜·洛克菲勒在這個世界上有牢靠的地位,能對那些向他挑戰的人處之泰然。

  「他具有二流的才智,一流的識別人的直覺。」基辛格曾這樣評價洛克菲勒,「而我的才智是一流的,但對人的直覺判斷力卻是三流的。」

  1956年,32歲的基辛格成為洛克菲勒基金會贊助的研究小組計劃的主持人,指揮一個上百號人參加的班子和眾多的顧問小組。納爾遜·洛克菲勒1960年競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時,基辛格提出的一系列建議構成前者競選的基礎。他因此更深一層地進入外交政策精英集團中權勢人物的關係網裡。

  從1957年開始,哈佛終於接受基辛格為正式教師,隨後經過一番努力,基辛格成為哈佛的終生教授。

  有了固定的教授工資和洛克菲勒給他的顧問費,他才決定要孩子。

  他和安妮先後有了女兒伊麗莎白和兒子戴維。

  安妮是個不知疲倦的家庭主婦。以德國式的效率料理著一日三餐,並把家里弄得一塵不染。她認為,隨著基辛格的地位提高,這樣做是十分必要的。

  安妮在有些客人面前會感到不知所措,她常把廚房當做庇護所,一個教授回憶說:「她站在吃飯間門口聆聽著,好像害怕走進來。」基辛格是個典型的德國丈夫,只把她當做家庭婦女來對待,對她在飯桌旁講的任何話都不加理會。

  但安妮很為丈夫的工作感到自豪,常把她丈夫的文章剪貼在本子裡收藏。

  不過,這倆人在自己各自的道路上愈走愈遠。基辛格在他們的車庫上面建了一個私人書房躲起來。有時候他帶一個朋友到自己書房坐坐,安妮壯著膽子跟進來喝杯咖啡,基辛格粗魯地趕她走,因為這是他的房間。他們的朋友把這個書房看作是他逐步拋棄安妮的一個標誌。

  安妮是一位謙遜又很成熟的女性。她喜歡音樂和藝術,在自己熟悉的圈子裡很健談。可是,隨著基辛格步入令人炫目的權勢圈,家庭婦女型的妻子似乎已拿不出手,而安妮也覺得他不是一個能在一起過日子的人。1964年8月他倆正式離婚,結束了17年的婚姻。

  這場婚姻的破裂雖然令人傷感,但在雙方的心目中沒有留下多少怨恨。他們仍舊友好往來,常常談論孩子們,有時候,安妮還會請亨利吃一頓飯。他出名後,她極力維護他的名聲,甚至安排他跟她所屬的圈子裡的人對話。後來,她嫁給了一位心地善良、很有名氣的化學教授。

  這段時間裡,基辛格從事其事業中為時最長的一段學術研究工作。

  1960年,肯尼迪當選總統後幾個星期,基辛格出版了《選擇的必要》,他在此書中提倡的「靈活反應」戰略被肯尼迪政府接受為現行戰略,肯尼迪一度邀請他為白宮顧問,後因他的作風不合肯尼迪的胃口而中斷合作。基辛格從這件事中吸取了一個教訓:總統不需要別人告訴他什麼事不能做,最好是告訴他什麼事能做,或至少提供他願意接受的選擇。

  60年代前後,他發表了有關歐洲防務的大量文章。1964年,他把這些論文收集成冊,以書名為《麻煩的夥伴關係》出版。這本書反映了他在核問題上對歐洲盟國的深深的不信任。

  基辛格僅僅是一個副教授、一個中級政府顧問的時候就已能得心應手地把自己包裝成一個重要人物。他還熟練地掌握了明爭暗鬥、奉承吹牛的技巧,一方面急於為白宮出謀劃策,另一方面很圓滑地與政府中的熟人周旋。

  在同事中間,他有媚上欺下的名聲。

  隨著肯尼迪政府的結束,基辛格在華盛頓再度受到歡迎。1965年、1967年約翰遜政府派他和學術界知名人士去越南考察,旨在爭取他們對戰爭的支持。誰知《華盛頓郵報》報道了他認為越南政府不得人心、打不贏戰爭的觀點。約翰遜政府惱怒異常,聲稱基辛格的越南之行與政府無關,並不再啟用他為顧問。基辛格終於瞭解了政府官員是如何操縱新聞界的,又是如何不考慮調查報告作者的,後來他把這兩個教訓運用到自己的官場生涯中。

  從1957年到1968年為止,他一直在權力的邊緣上徘徊,就像一個把鼻子緊貼在玻璃窗上朝裡看的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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