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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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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期間,伽利略曾對一些年輕詩人給予鼓勵,他們正在為文學的繁榮而努力工作,就像當年伽利略的父親為了音樂、伽利略為了科學所做的一樣。伽利略還詳細比較了阿裡奧斯托和塔索的詩。伽利略採用文學形式向普通公眾宣傳他的新科學並不比他運用數學向同行傳播新科學遜色。 伽利略對語言也有濃厚的興趣,他在反對神學干涉科學研究自由的論述中就反映出這一點,在《致克裡斯蒂娜的信》中,他強調說,具有神的靈感的《聖經》作者採用為普通人喜聞樂見的語言,即使說太陽恒定而地球運動也不會使他們對信仰和拯救問題產生懷疑。在伽利略看來,那些作者預先料到,如果他們咬文嚼字地講述這些事情,人們就會懷疑他們,因而懷疑他們所論述的那些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是否正確,讓人們知道這些問題正是他們的主要目的。貝拉明懂得這一點,他告誡伽利略不要使用這樣的論證,因為這會激怒那些不明智的神學派對手。 伽利略不僅考慮到語義學問題,而且還區別出哪些問題應由科學家做出回答,哪些應由哲學家答覆。 他給利塞梯覆信說:「宇宙是否有一個中心,以及地球是否位於宇宙的中心的問題是整個天文學中最沒有價值的問題。有人假設我們的地球與佈滿星體的天球相比極其微小,地球的位置要麼位於每日轉動著的天球的中心,要麼與天球的中心有一段微小距離,這就足以使最偉大的天文學感到滿意了。既無必要固執地去證明這一假設,也不必要證明恒星位於一個以球面為界的區域內,只要知道這些星體距我們非常遙遠就足夠了。同樣,要想確定這個空間的中心——我們既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它的形狀,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具有某種形狀——在我看來是一項多餘而徒勞的工作。相信地球位於一個中心,而又不知道這個中心是否存在於宇宙之中,這確是一件令人沮喪的事情。」 在伽利略看來,這些就是自然哲學家的傳統工作,而人們應由此轉向實用科學。直到伽利略時代,科學一直是哲學的婢女,哲學又是神學的婢女。伽利略希望將科學從哲學——已成為阻礙科學應用和進步的歷史障礙的奴役下解放出來。他夢想最終建立一種較好的哲學。然而,科學應擺脫一切限制的絕對主義觀念並不是伽利略的思想。伽利略認為,科學應被限制在不致與神學發生衝突的範圍內,並在科學之外最終創造出一種與科學和神學都相和諧的哲學。 要求科學絕對自由的更為激進的觀念是後來由那些視宗教為科學的死敵的知識分子系統地提出來的。 如果天主教會不曾犯下站在官方立場支持一種科學反對另一種科學的重大錯誤的話,也許就不會有許多人支持這個觀點了。一旦天主教會採取了那種立場,它就會堅持錯誤並一直企圖為其錯誤辯解。1890年天主教會終於轉變了態度,採取了更為接近伽利略在《致克裡斯蒂娜的信》中所建議的立場。當該書正在編輯出版的時候,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承認伽利略《致克裡斯蒂娜的信》「系統闡述了具有認識論特徵的重要準則,這些準則對於使《聖經》與科學相一致是必不可少的。」沒有理由認為這不是伽利略寫那封信的意圖。 「重大異端嫌疑」的裁決使伽利略悲痛欲絕。因為這一裁決使他再不能去他心愛的教堂了;因為他知道他心中從未浮現過異端邪念;因為這個判決是宗教體制犯下的第二個錯誤,人們一直期待著這個體制改正錯誤;還因為他一生的心血之作被宣告有罪。他之所以沒有因此潦倒是因為他認為哥白尼的天文學和他所知道的其他科學觀點是千真萬確的。他在1641年,也是他生命旅途的最後一年,懷著不希望得到報償,也不怕進一步受罰的心情,在口述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 「哥白尼體系的虛假肯定不容懷疑,尤其對我們天主教徒來說更是這樣,我們具有神學大師們注釋的《聖經》的絕對權威,他們的論證使我們確信地球恒定,而太陽繞地球轉動。哥白尼和他的追隨者提出的截然不同的種種假設完全被取自全能上帝的最充分的證據一掃而光了。在我們看來似乎只能以一種特殊方式去做的事情,上帝卻能用許多方式去做,甚至可以說以無數種方式去做。我們不必妄自尊大地拒絕上帝的幫助而頑固堅持可能是錯誤的東西。 「正像我認為哥白尼的觀察和假設不充分一樣,我同樣斷定托勒密、亞裡士多德及其追隨者的觀察和假設更為荒謬,因為他們沒有超出人類推理的範圍,可以毫不費力地發現他們的結論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拋棄所有體系就等於說「自然界中沒有一件事、哪怕是最小的一件事能被理論家所理解。」伽利略真誠地把科學「作為適合人類研究的推理方法」,任何人都應當這樣做,但伽利略提出的這種科學完全不同於那種認為任何問題都能得到完全和最終解決的科學。 科學作為一種不斷逼近的方法不能被不停地尋求宇宙真理的探索所戰勝。人們怎麼能夠去追求明知是永遠不可及的東西,又怎樣確信一年比一年更接近這個東西,這是一個哲學問題,而不是一個科學問題。科學家是用測量理論和實踐以及誤差理論作出回答的,在人們完全不知道精確測量值的情況下,可以由這些理論判斷測量的精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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