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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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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居里夫人不得不第二次,中止旅行,她的血壓極低,醫生們都很不安。瑪麗休息了幾天,恢復了一點氣力,能到波士頓和紐海文,並且到韋爾斯利、耶魯、哈佛、西蒙、拉得克力夫等大學去。6月28日,她上了奧林匹克號輪船,她房間裡堆滿了電報和花束。 瑪麗疲乏極了,而總的說來,也滿意極了。在她的函件中,她說她幸運地「在美國對於法國和波蘭的友誼上作了一點極小的貢獻」,她引述哈定總統和柯立芝副總統對她兩個祖國所表達的同情的言詞。但是無論她怎樣謙遜,她也不能不覺得自己在合眾國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因為她征服了幾百萬美國人的心,贏得了所有接近她的人的真摯友誼。一直到她去世,麥隆內夫人始終是她的最忠實、最親切的朋友。 1922年5月15日,國聯理事會一致通過約請「居裡·斯可羅多夫斯基夫人」為國際文化合作委員會委員。」居裡·斯可羅多夫斯基夫人」接受了。 在瑪麗一生中,這是一個重要的日子。自從她成了著名人物以來,有幾百種慈善事業、幾百個聯合會和團體請求她列名贊助,她不曾允許過一次。瑪麗沒有工夫實際去做工作,所以她不願意參加那些委員會;尤其是她要在各種環境之下保持絕對的政治中立。她不肯放棄她被稱為「純粹學者」這種美好的頭銜,不願置身於意見的紛爭之中,連最無害的宣言她也從來不肯簽名。 因此,居里夫人加入國聯工作,是有特殊意義的,她只這一次沒有忠於科學研究。 國際文化合作委員會網羅了一些著名人物:伯格森,吉爾伯特·墨萊,朱羅·德特瑞,還有許多別的人瑪麗後來成為副主席。她參加幾個專家委員會,以及巴黎的國際文化合作研究院的指導委員會。 1922年2月7日巴黎醫學科學院院士的選舉結果發表了。科學院院長曉發爾先生在講壇上對瑪麗說:「您是一個偉大的學者,一個竭誠獻身工作和為科學犧牲的偉大婦女,一個無論在戰爭中還是在和平中始終為分外的責任而工作的愛國者,我們向您致敬。 您在這裡,我們可以從您那兒得到精神上的益處,我們感謝您;有您在我們中間,我們感到自豪。您是第一個進入科學院的法國婦女,但是除您之外,還有哪一個婦女能當之無愧?」 1923年,居裡基金會決定鄭重慶祝鐳的發現25周年。政府也參加這個表示敬意的慶祝會,議會兩院一致通過一項法案,給居里夫人4萬法郎年金作為「國家酬勞」,並規定伊雷娜和艾芙·居裡可享有繼承權。自從波蘭解放之後,瑪麗心裡就有了一個偉大的計劃:她在華沙創設一個鐳研究院,作為科學研究和癌腫治療的中心。 她的倔強不足以克服種種困難。波蘭在長期的奴役之後,元氣剛剛恢復,一切都很缺乏:缺乏財力,缺乏專門人才。而瑪麗沒有工夫親自安排,沒有工夫親自募集基金。 在一個睛朗的早晨,波蘭共和國總統砌了研究院的第一塊磚,居里夫人砌第二塊,華沙市長砌第三塊這些儀式毫無正規儀式的拘束!波蘭元首斯塔尼斯拉斯·吳哲其耶賀夫斯基驚訝瑪麗出國多年後,祖國語言仍舊說得極好;他這樣說並非只是出於客氣。 他在巴黎的時候,還是斯可羅多夫斯基小姐的同伴。 這位總統問她:「你還記得麼?33年前我帶著秘密的政治使命回波蘭,你借給我一個旅行用的小枕頭,那個枕頭很有用!」 瑪麗笑著回答:「我還記得你忘了還我!」 過了幾年,磚塊成牆壁,瑪麗和布羅妮雅的努力尚未完結;她們兩個都已經把大部分積蓄用在這件工作上面,但是還缺款項購買治療癌腫所必需的鐳。 瑪麗並沒有失去勇氣,她考慮了一下,又把注意力轉向西方轉向以前曾給她很大幫助的合眾國,轉向麥隆內夫人。這個慷慨的美國婦女知道瑪麗愛護華沙研究院的心,不下於愛護她自己的實驗室。她又作出一個新的奇跡,募集購買一克鐳所需的款項——這是美國贈與居里夫人的第二克鐳。一切又重新開始! 像在1921年一樣,瑪麗在1929年10月上船前往紐約,代表波蘭向合眾國致謝。像在1921年一樣,人們給她許多榮譽頭銜。這次旅行中,胡佛總統邀請她在白宮住了幾天。 1932年5月29日,瑪麗·居裡、布羅妮雅·德盧斯卡和波蘭國家共同的工作圓滿完成;共和國總統摩斯齊茨基先生、居里夫人和瑞果教授,出席了莊嚴的華沙鐳研究院的揭幕典禮。布羅妮雅的辦事常識和審美觀念,使得這座建築寬敞,線條和諧。在過去幾個月,這裡已經用放射治療法給病人治病。 這是瑪麗最後一次看見波蘭,看見她出生的城市的街道,看見她每次到波蘭總懷著思鄉情緒,差不多近於懊悔地去看的維斯杜拉河。她給艾芙寫的信裡,一再描寫她的極熱烈地依戀的這條河、這片土地和這些岩石。 瑪麗每次旅行歸來,總有一個女兒在車站的月臺上迎候,等待居里夫人在特等車廂的一扇窗戶前露面。 這個學者的樣子,一直到死總像一個匆忙的貧窮婦人,她謹慎地拿著一個很大的棕色手提皮包,永遠是這一個,這是多年前一個波蘭婦女聯合會送給她的,裡面塞滿了紙張、文件、紙夾和眼鏡盒子。瑪麗的一隻手臂抱著一把萎謝了的花,這把很普通而且硬邦邦的花是路上有人贈給她的,給她添了許多麻煩,然而她不肯扔掉。回到家裡,當她看郵件的時候,艾芙跪在幾個敞開的小皮箱前面,替她清理帶回來的行李。 每晚,居里夫人坐在地板上,周圍散放著紙張、計算尺、小冊子。她從來不按照一般「思想家」的習慣,在寫字臺前坐在圓椅裡工作;她需要無限制的地方,才夠擺開她的文件和曲線圖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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