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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九


  朗哈姆對這些活動表現得十分熱心。歐內斯特對於朗哈姆讚揚他在戰爭中所作出的貢獻,表面上顯得很不好意思,心裡卻十分高興也非常感激。他常常把話題轉到談論過去的戰爭和有關世界政治、日本的投降、俄國的地位,原子彈等方面。當朗哈姆告訴海明威他從未讀過《春潮》這本書時,歐內斯特立即從書櫃裡拿一本給他,並站在朗哈姆背後看著他讀。歐內斯特看到朗哈姆讀書的樣子不禁笑了起來。朗哈姆想,他一定笑自己智力的遲鈍,只是沒有明講出來而已。他們吃中飯時喝可口的紅色葡萄酒,席間,歐內斯特回憶起他的童年生活,提到有一次他捉弄一位姑娘,說他作了一首進行曲。實際上那支曲子是抄襲別人的。

  中飯後,朗哈姆習慣睡一下午覺,歐內斯特和彼得卻繼續交談。彼德是個性格直率,不人云亦云的女人。她認為鬥牛十分殘酷,古巴叢林裡可能有毒蛇出現。歐內斯特不同意她的看法。因此兩人激烈地爭論起來。歐內斯特在寫給瑪麗的信中怒氣衝衝地表示,他不喜歡這種正面的攻擊。朗哈姆夫人認為海明威對女人感到厭惡只是暫時的。他公開指責他的母親是個飛揚跋扈,盛氣淩人的潑婦。是她迫使他父親自殺。他也無情地譴責瑪薩。朗哈姆夫人卻認為葛萊絲和瑪薩是海明威一生中唯一兩個敢於起來反對他的人。海明威十分蔑視瑪薩向他要回她母親作為禮物送給她的一片銀質調羹。

  「瞧這玩藝,」他邊說邊拿起那片小巧玲瓏的調羹,「正是因為這片調羹是她結婚前所有的,現在就想把它要回去。這樣的事你敢相信嗎?」朗哈姆夫人自然是同情瑪薩的,認為她的要求無可非議。於是她十分巧妙地對他建議說,他大概也不希望自己身邊保留上面刻有瑪薩姓名標誌的東西吧。

  歐內斯特聽了只是搖搖頭,接著又振振有辭地談起了他以前的婚事。他直言不諱地說波林把他的好朋友哈德莉從他身邊搶走了。波林擁有哈德莉所沒有的財富,而那個時候他正需要有人在經濟上幫助他。後來,波林自食其果。當她千方百計阻止他和瑪薩相愛時,他明確地告訴她,「玩火者必自焚」。但他又淡淡地說,除了瑪薩以外,對以前幾次的婚姻破裂,他應受到譴責。他草率地對待同葛萊絲的婚姻關係,輕易地離棄她,他自認應負完全責任。朗哈姆對此竭力保持緘默不予表態。自此,他們之間再沒有發生任何爭論。這種情況一直保持到朗哈姆夫婦離開芬卡的前夕。瑪麗此時還未從芝加哥回來。歐內斯特又談到俄國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在爭論中歐內斯特的一些話使朗哈姆夫人想起財務管理人和她有名的傘。「歐內斯特,」她問道,「你的傘在哪兒?你所說的話聽起來都是在向我讓步」。歐內斯特站了起來,兩眼冒火,臉上刹地漲得通紅。他手裡緊緊纂著一隻酒杯,差點向她臉上砸去。當朗哈姆夫婦離開古巴時,彼德才意識到,她和歐內斯爭論時是站在歐內斯特所厭惡的人那一邊——世界人口中的女性。當然,瑪麗維爾斯是例外。

  朗哈姆夫婦在他家裡作客期間,歐內斯特曾發生了幾次頭痛。他把這種現象歸咎於精神上過份緊張。一方面急於寫出東西來,另一方面想招待好客人,儘量讓他們感到愉快。但他事實上是在欺騙自己。自他從戰場回來,他一直感到很難安下心來寫作。在戰場上作戰和同女人談情說愛畢竟比創作容易得多。他把他腦神經受破壞歸咎於他在「騙子工廠」的勞動,海上的巡邏活動,參加英國皇家空軍對敵人的出擊,跟隨第四步兵師馳騁沙場以及生活缺乏節制喝酒過多。但是他認為參戰三年對他身體健康的危害是暫時的。他並不承認他腦子裡真正有毛病。他的理想仍然那末美好。他希望創傷能很快癒合,一切恢復到原來那麼淨潔,那麼迷人和美好,就象早晨清新的空氣那樣受歡迎。作為一個作家,他的最大願望就是創造一個新的永恆的世界。作家的神聖任務就是寫作。寫作就是他的真正的信仰,他的信條,他的政治和他的要求。他堅信,他的頭腦的思維現在十分正常。他正在積極作準備,要大幹一場。一方面在描述性上,另方面在創造性上。他真誠希望這兩個方面付諸實現。

  與此同時,他著手寫另一個序言。這回是為一個叫「自由世界的寶藏」的文集寫的。他寫道:「現在世界大戰已經結束。陣亡戰士的靈魂已經歸天。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陌生的世界,我們的職責是去認識它,但是並不容易。在戰爭中,人們必須奉公守法,遵守紀律,必須具有才識和膽略以及堅強的決心。在和平時期,他們的職責是對於舊的不合理的東西加以反對、抨擊甚至反抗,同時始終不懈尋找一條通往全人類能共同過著幸福生活的社會的道路。美國在這次戰爭中顯示出她強大的威力。值得慶倖的是她不是受人憎恨的國家。除了眾所周知的成績外,美國在這次戰爭中殺死別國的無辜平民比我們的敵人所殺死的還要多。這是我們感到十分痛心的。原子彈是一種能毀滅一切龐大之物,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一種炸彈。我們不應該象法西斯那樣瘋狂,恃強欺弱,橫行霸道。我們也不應該有虛偽,假裝虔誠或圖謀報復之心。相反,我們要自己教育自己尊重別的國家的權利、地位和職責。

  歐內斯特把自己在這個時期的思想完完全全地擺出來。接著他十分成功地寫了兩篇戰後的短篇小說。這兩篇小說作為劇本賣給電影製片廠,所得的報酬比他那本《喪鐘為誰而鳴》還要多。第一篇《殺人者》賣了三萬七千元;第二篇《佛蘭西斯梅坎布幸福而短促的一生》得了七萬五千元。寫這兩篇故事所花的精力和時間同他用一年五個月寫一部長篇小說相比自然要輕鬆容易多了。另一個突出之處是,他的特別稅額為二萬四千元,而他的私人支票的存根上表明他手頭尚有四百九十九元三角八分的結餘。

  聖誕節前夕他收到他過去在部隊裡給他開車的司機迪康一封懇求信。信裡說有人指控他是個賣國賊。因此他急需要有人作證,證明他在戰爭年代裡仇恨法西斯,跟隨海明威打德國鬼子。迪康寫道,「這一定是德國人最近耍的花招,抓到了我們一個人。如果你能給我出個證明,那就太謝謝你了。」歐內斯特立即為迪康出具證明。證明中強調指出迪康從雷姆波立特到巴爾戰役都表現得很勇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歐內斯特還建議朗哈姆將軍也給迪康寫個證明。這種惡意中傷,憑空捏造的惡劣行徑引起了歐內斯特的極大憤慨。由於德國人在法國留下的影響就象毒瘤那樣還在起破壞作用,所以象迪康這樣的好人被關進監獄裡,連戰後的第一個聖誕節都過不上。海明威的兒子們回家同他父親一起過聖誕節,回遲了一點。但他們的到來並未能使海明威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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