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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海明威在比米尼的生活主要是釣魚和拳擊。他找不出多少時間進行寫作。整個七月份他僅為《紳士》雜誌寫了一篇小文章《注意下一次戰鬥:一封措詞嚴肅的信》。七月十七日他把這篇文章寄給金格裡奇。他回憶起一九一八年他在意大利戰場上受傷時所發的誓言。他當時說,如果那天晚上他能度過死亡關,他活著一定不遺餘力反對新的戰爭的產生。他的這個誓言,每年都要提出來一次,並盡力做到符合誓言所說的。而撰寫上述那篇文章就是一個實際行動。他預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將於一九三七年或一九三八年爆發。美國毫無疑問會捲入這次戰爭。原因是多方面的,或出於宣傳的需要,或由於貪婪成性,或渴望通過戰爭來醫治它本身的創傷。歐內斯特認為,世界上就是有那麼一種人總是在策劃戰爭,發動戰爭。他在文章中寫道:

  任何獨裁者和盅惑人心的政客,當他們無法實現誇誇其談的計劃或治理國家不得法而引起人民不滿時,他們就設法向人民大談特談愛國主義,分散人民的注意力,把他們引上邪路,使大家相信發動戰爭的好處。而我們應該看到,在美國,不論是誰,不論地位高低和能力大小都沒有權力把這個國家拖入早已預謀策劃,並即將爆發的戰爭中去。即使人們想把權力交給總統,但仍然弄不清,當國家正處於經濟危機的時候,總統究竟由誰來當。

  海明威在校閱《非洲大陸的綠色峰巒》一書時,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沾沾自喜。他預料這本書的銷售量不下於一萬五千冊。他是完全有把握的。因為這本書,正如他對伯金斯說的那樣,真正是一本自傳體小說,內容真實可靠,文筆和質量也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他認為讀者讀了這本書仿佛有身歷其境的感覺。伯金斯提議請個非洲問題專家幫助校閱,以便處理語言上可能碰到的問題。海明威立即明確表示他的書不需要大學問家修改。那樣,反而會把書糟塌了。海明威在書裡重視了東非斯瓦西裡語,所表述的內容的準確度幾乎同使用該語言的本地人差不多。他堅持對其所使用的語言要達到非常準確的原則。

  海明威對他的朋友說,比米尼島的發現在他的一生中是一件大事。他喜歡這個島,正象他喜歡那些他曾經去過的地方一樣。對於過去他到過的地方,如非洲大陸,剛離開不久,又想舊地重遊。八月初旬,這裡(比米尼島)的景色已失去魅力,氣溫開始升高,海明威抱怨他的頭整天昏昏沉沉,幹不了多少事。他的那條船「彼拉」號也和他一樣,氣溫高耗油多,兩個引擎需要配上新的活塞環。十四日午夜他們動身返回凱威斯特,全程用了二十四小時。一路上「彼拉」號機件運轉正常,沒有出什麼毛病。海明威準備用一個星期的時間給「彼拉」號小修一下,然後再橫渡海峽到哈瓦那去進行為期一個月的釣捕馬林魚旅行活動。他還計劃在即將到來的颶風季節裡,「彼拉」號將交由卡羅斯格蒂雷茲管理。可是,後來出乎意料,船上的機件有些已失靈了。他只好寫信告訴卡羅斯,說他不能按計劃前往古巴,「彼拉」號將停留在凱島,不管有沒有颶風。

  7.勸告者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的美國左翼作家和評論家,都因為海明威不願加入他們的陣營從而對他橫加指摘,大發雷霆和蔑視。他們認為象海明威這樣一個有名聲有地位的作家,在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不加入他們的陣營致力於解救世界的偉大事業,卻醉心于鬥牛、獵捕獅子、釣馬林魚以及到處遊蕩,不但使他們感到震驚,而且理應受到譴責。

  他們承認,海明威非常直率地表明瞭他的立場。他說:「作家最困難的工作莫過於描寫人物時要真實。要做到這一點,作家要十分熟悉自己所要描寫的對象,其次必須懂得怎樣寫。光是這兩點就夠你學一輩子了。要是有人想從政治上找出路,那簡直是自欺欺人。找出路是容易的,但要搞好創作那就很難很難了。任何一本書,如果要寫得真實可靠,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經濟上的某些問題。如果你讀的那本書是一本真正的好書,那就讓那些狗娘養的狂吠好了。」這些狂叫聲就象在冬天夜裡,寒風刺骨的時候,你舒舒服服睡在自己暖烘烘的家裡,屋外雪地裡一群饑餓的郊狼正在嗥叫一樣。

  海明威從比米尼回來後,接到別人郵寄給他的一篇文章。閱讀之餘,不禁氣憤萬分。文章的標題是《歐內斯特·海明威:寫作藝術的悲劇》。文章的作者叫伊凡卡斯金。一九三四年他曾把海明威的兩篇短篇小說譯成俄文,因此對於這兩篇小說,包括收在《勝者無所獲》一書中的其它短篇小說,他都十分熟悉。他在這篇文章中寫道:「海明威的作品毫無情趣可言,他最喜愛的書中主人公,也是千人一面,只是改名換姓而已。讀者讀後感到作者臉上戴著一個假面具……可以想像到這個人一定沉默寡言達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一定十分拘謹,死心眼,疲憊不堪,失意落魄,被生活的重擔壓得喘不過氣來。」卡斯金還寫道,海明威那毫無表情的笑容說明了他內心充滿了可怕的矛盾,精神上或心理上的失調,使他頻於毀滅。在文章的結尾卡斯金用了一句醒目的概括語:「一個健康的身體上長著一個不健康的腦袋。」

  海明威前不久寫的那本書在《斯克裡希納》雜誌上分期連載。他在書中極力想向讀者說明一點,對於世上一切邪惡的威脅,包括死亡在內,他早就加以藐視,絲毫不感到可怕。他說:「我曾在戰場上被槍炮打傷,走不動。別人把我抬走。我隨時隨地作好準備讓生命離開我。我,說實在的,對死亡已感到無所謂了。」至於他對社會應盡的義務和民主的享受,這在他年輕的時候已完全做到了。他再也不去當兵了,他下定決心自己只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把昔日在軍隊中那熱烈、友愛的同志之情換成今天的孤芳自賞——從寫作中尋求歡樂。

  儘管他把自己囿於寫作這個孤獨的小天地裡,海明威仍希望別國的讀者能瞭解他。他對卡斯金說:「有人這樣威脅說,如果你不參加共產黨,或沒有馬克思的觀點,你就不可能交結朋友,你就會感到孤立。這些人似乎認為,孤獨十分可怕,不結交朋友就活不成……我現在還不會加入共產黨,因為我想自由自在的生活,不受任何約束。首先我要自己照料自己,一心幹我要做的工作。其次我要照料家庭。再其次我要幫助周圍鄰居。但對於政府我絕對不予關心。政府,對我來說,總是意味著不合理地語言……我對它絲毫沒有感情。」

  海明威續繼寫道:「作家就象吉卜賽人,處在社會生活的外圍……如果你是一個好作家,你就不會喜歡統治你的那個政府,甚至你會起來反對它……如果一個作家的天賦不好,那他就只有階級的意識,而缺乏藝術的意識。如果他的天賦很高,那他的藝術才能就會為各階級所接受。他從他們那裡吸取創作的素材,他所創造出來的作品便成為他們共同的財富……真正好的藝術品是不朽的,不管它的政治色彩如何。」

  當海明威獲悉他的作品在蘇聯很受歡迎時,他既高興又自負。他寫信告訴伯金斯,他的作品在蘇聯的銷售量大大超過德萊賽、多斯帕索斯、辛克萊·路易斯和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海明威說,他的小說《下午的死亡》在蘇聯讀者中轟動一時。這個事實說明,人們喜愛一個作家的作品,不是看他的政治觀點如何,因為他本人和他的政治觀點並沒有改變。海明威認為在這方面,經濟和創作有相似之處。他們(一些無名的普通敵人)現在利用宗教取代經濟,來毒害人們的思想。這就給某些批評家有可趁之機,使之有理由排斥,指責海明威的作品。但是只要一個作家能夠寫而且願意寫,並且寫出好作品來,任何批評和指摘都無損他一根毫毛。當然,寫不出好作品來又當別論。海明威的作品在蘇聯如此受歡迎,也說明了一個事實:「這些人」現在暫時不會加害於他。他自己認為,他不但可以繼續寫下去,而且越寫能力越強,因為他總在不斷地學習,吸取新的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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