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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歐內斯特用打字機打了一篇短文。描述一個美國商人如何成為一位詩人的。此人叫大衛·奧尼爾,在聖路伊斯的時候就認識哈德莉。現在帶著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到巴黎來小住。奧尼爾已四十八歲,自動放棄頗有發展前途的木材生意而從事藝術創作。歐內斯特對大衛的妻子的看法要好一些。歐內斯特寫道:

  大衛的政治觀點是從《每日郵報》那裡來的。然後通過閱讀報紙,攫取一些事實來證實他的政治觀點。他憑直覺說話,是個多愁善感的愛爾蘭人。一遇上別人,他就說,「你是愛爾蘭人吧。那好,願真主保佑你!」他很想當愛爾蘭的桂冠詩人。他所寫的詩都是千篇一律。對於大衛來說,一首詩就是作者把許多詞堆砌起來,去描述作者根本不懂的事物。這就是富有詩意的詩。這樣,他很快地一下寫出了幾百首詩。在佐爾·阿金斯的建議下,他把他的詩集取名為《翠玉集》。但由於人們對佐爾不感興趣,他便開始給它換一個名字。

  歐內斯特正著手寫有關喬治·克裡門斯的失勢,雖然他從未見過這個嚴厲的老人本人。這年秋天喬治·克裡門斯正在聖·芬遜海濱療養。歐內斯特聽說畢爾巴德準備去拜訪克裡門斯,他建議一起走。克裡門斯已經八十一歲,手上戴著灰色手套,鬍子也是灰白顏色的,很健談,但有點囉嗦。他告訴他們說即將到美國去旅行。歐內斯特建議他順道到多倫多去旅行。「決不會去,」克裡門斯說,「我永遠不會到加拿大去。」他用粗啞的聲音解釋說,加拿大在戰爭的時候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在他們坐車回家的路上,歐內斯特打算在賽伯拉斯下車給勃恩打個電報。巴德勸他再加以考慮。後來,歐內斯特給勃恩郵寄去一篇關於克裡門斯對加拿大充滿怒氣的談話的報導。勃恩拒絕登載這篇文章。他說:「這些話,他盡可以說,但不能在我們的報上登出來。」

  希臘與土耳其將於十一月二十日在瑞士洛桑城舉行和平協商會議來解決兩國的領土爭端。《明星報》急切希望歐內斯特到洛桑去報導會議情況。這次會議是在一幢象法國大城堡的石屋裡召開的,外貌並不美觀,房裡卻十分富麗堂皇。歐內斯特於十一月二十二到達,他接受國際新聞社和宇宙通訊社的任務,每天二十四小時保持無線電通訊聯絡。這樣連續三個星期忙得不可開交,根本找不出時間給《明星報》打字寫報導通訊,一直到了一月下旬。

  哈德莉由於得了重感冒被困在家裡,不能按原定計劃到瑞士去會見歐內斯特。歐內斯特用自己家裡約好的暗話(他稱呼哈德莉為絨毛貓,哈德莉叫他作蠟洋狗)給她打了兩次電話。他雖然沒有受到她的感冒所影響,他自己也得了感冒。

  他對她生動地描述說,他咳嗽時,咳出一些「帶黑點的綠痰」來。他用「無數條手帕」去擦他那「終日流鼻涕」的鼻子。每天上午九時,他就得把電報機打開,一直守著它到深夜。此外,還要令人厭煩地不斷上山下山到開會的地點去打聽消息,掌握會議進展的情況。最後他對她說,「歸根到底,我只不過是只『蠟洋狗』而已」。

  到洛桑來採訪新聞的記者中,有許多在日內瓦或巴黎時,歐內斯特就已認識了。歐內斯特把他那篇關於賽馬的故事《我的老人》給林肯·斯梯芬看。斯梯芬看了很喜歡。建議用他的出版許可證把稿子寄給瑞朗出版社。歐內斯特還拿出那篇關於阿德諾普橋上的撒雷斯難民的報導。歐內斯特用生動有力的筆觸描寫希臘難民的疏散情況,給斯梯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歐內斯特聽了他的讚揚之後感到十分尷尬。於是,他說:「啊,請念念這些電報吧。電文不是寫得很好嗎?」斯梯芬堅信,海明威將成為歐洲文壇的一位新秀。

  歐內斯特有個熟人,名叫威廉波裡捘利歐,一個南非青年。此人善長寫諷刺小品文章。一九一七年他在法國軍隊裡服役,當上軍官,後來因受重傷退伍。現在是《曼徹斯特衛報》駐歐洲記者。他的模樣真怪。下巴又瘦又長,要是突然碰上象倫敦那樣的大霧天,你准會認為有鬼在跟蹤你。在洛桑的時候,就是在他的勸導下,歐內斯特才真正涉足國際政治。他們幾乎每天一起去吃晚飯。利歐一邊喝著白蘭地,一邊大談政治「疾病的威力」。那是一種非常複雜的病狀。開始時對自己懷疑被別人感染了,很快就發覺自己已身陷其中,擺脫不了。

  他的這些話大大地加深了歐內斯特的政治見解。利歐的長處是揭露大人物所幹的肮髒勾當。伊斯梅特巴薩望瞭望他,也望瞭望歐內斯特。他看起來與其說是土耳其的將軍,還不如說是個賣花邊的美國商人。當晚在皇宮的酒吧間裡,歐內斯特被選派去給伊斯梅特的保鏢送一支能爆響的雪茄煙。歐內斯特後來寫道,「他十分有禮貌地接過那根雪茄煙,並且回敬我一支。」當雪茄煙爆響時,那個保鏢立即拔出四支手槍來。歐內斯特在利歐的特別指導下,很快就改變了他對墨索里尼的看法。現在他稱墨索里尼為「歐洲最大威脅的人物。」每一個意大利青年法西斯分子都學他那樣怒容滿面,殺氣騰騰。在洛桑,歐內斯特見他穿著黑襯衣,白鞋罩。這兩樣東西配在一起,真令人感到很不順眼,十分可悲,即使他想大幹一番,以便名垂史冊。當墨索里尼用他那雙非洲的大白眼盯著一個叫克萊爾塞利丹的漂亮女記者看的時候,歐內斯特十分鄙視地望他一眼。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墨索里尼板著臉坐在一張大桌子後面,手裡拿著一本書。「我躡著腳悄悄地走到他的背後,看看到底是本什麼書,」厄內斯特寫道,「天呀!原來是本法英字典,並且還拿倒了。」

  歐內斯特打電報給他的妻子哈德莉,要她在「能出外旅遊」的時候,儘快坐飛機到他那裡去。離開城市生活到白雪皚皚的大山裡去並不使哈德莉感到怎麼誘人,於是她決定坐火車去。但是這次旅行對哈德莉來說是難以忍受的;對於歐內斯特卻是可怕的。他們誰也不會忘記這一次跋涉的旅行。她本來打算把他全部的手稿裝在一個小旅行袋裡,便於他在聖誕節前後繼續寫稿。除了《在密執安那邊》和《我的老人》這兩篇稿子外(第一篇仍放在書桌裡,第二篇斯梯芬將它寄到《世界雜誌》社)她把她所能找到的其它的小說稿和詩稿統統裝進那個小袋子裡去,然後搭出租汽車到裡昂車站,請一個挑夫將她的行李搬進車廂。就在這轉背的一瞬之間,她的那個小旅行袋丟失了,袋子和稿子被偷走了。

  她坐在火車裡,一路上感到又寒冷又害怕。歐內斯特後來寫道:

  當哈德莉告訴我她把東西丟失了的情況時,我看到她那悲痛的程度比起死亡或任何其它的難以忍受的災難所帶來的痛苦要厲害得多。她泣不成聲。於是我告訴她,不管所發生的事如何可怕,也不必那樣驚恐。她終於把情況詳細地告訴我聽。我知道她也沒有把我複寫紙帶來。

  於是我雇請一個人代理一下工作……然後坐火車返回巴黎。她說的完全是事實。我清楚地記得,到巴黎的那天晚上,我一進屋便發現,情況正同她說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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