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海明威 | 上頁 下頁 |
一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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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德教我寫東西,我教他打拳擊。」 龐德還像兄長一樣調解海明威和哈德莉的矛盾。在巴黎的許多日子裡,海明威內憂外困,經常不得不冷落哈德莉。作為駐歐記者,他必須在歐洲四處奔走,回到棲身的寓所,又想埋頭于文學創作。哈德莉有時便到樓下去跳舞。卡羅斯·貝克的《海明威傳》中寫道: 「那地方又窄又黑,牆根上擺滿了木桌和長凳,只有中間一小塊地方能夠跳舞。來跳舞的人中有船上的水手,也有妓女。顧客只要出錢買票,每場舞都可以跳,而且可以隨意跟舞廳裡任何人跳。哈德莉被一些無賴糾纏,要求同她跳舞,她幾乎嚇壞了。 「歐內斯特卻一個人關在煙霧彌漫的房間裡寫作,自得其樂。」 內憂外困使這對一見鍾情而又互相摯愛的年輕夫婦還來不及盡情品嘗新婚的甜蜜與歡樂,就顯出了破裂的危機。 龐德一心想彌合。哈德莉懷孕的時候,想到地中海邊上去曬太陽,這能促使腹中的小生命健康成長。龐德盛情邀請海明威夫婦到他建在地中海邊上的別墅去做客。 海明威夫婦回美國生孩子的時候,龐德希望他們再來巴黎,並且把哈德莉叫到一邊輕聲細語地對她說:「你千萬不要離開海明威,有很多做妻子的都想方設法擺脫原來的丈夫。要是你離開他,將會鑄成大錯。我想當你帶著孩子再回巴黎時,你和現在會大不相同,女人一旦做了母親,心就會軟下來。」 哈德莉挺著肚子,神色嚴峻地望著龐德。她一直不怎麼喜歡他,腦子裡總抹不掉第一次見面時他那個懶散而傲慢的神態。但對他的臨別規勸,她卻永志不忘。 4.成為「名記者」 20年代初的歐洲,風雲際會,動盪不安。經濟危機的魔影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餘波在許多國家徘徊。這對於駐歐記者海明威來說,既是幸事,也意味著苦差。 他一面與斯泰因、龐德等搞「純文學」的文人雅士頻繁交往,一面結識了許多報業同仁,每星期都參加巴黎的英美新聞俱樂部的例會。 不能因為下一頭獅子更大就放過眼前這頭,何況作家與記者並非水火不容呢。 《多倫多明星日報》經常向他下達指令性的採訪任務,他也憑自己敏銳的直覺捕捉新聞報道材料。 他採訪了1922年4月在意大利的熱那亞召開的國際經濟會議。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最引人注目的國際會議之一,有三四十個國家的政治家參加,剛成立的蘇聯派出了一個由80人組成的龐大代表團,會議期間,海明威耳聞目睹了破壞政治談判和外交措施的種種手法,這是他親身領教的政治學的第一課。 他向《多倫多明星日報》發去了15篇報道文章。總的說來,對於政治紛爭,他採取中立主義的態度;對於政治家,則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去觀察和分析。他最欣賞保加利亞的首席代表,主要原因就是他高大結實,有一張飽經風霜的紅臉,富於男子漢的氣魄和美。 海明威像古希臘人一樣,對於偉岸雄健的男子有一種特別的偏愛。 這次會議上,海明威還結識了很多記者,其中有一位叫作馬克思·伊斯特曼,他是共產黨《大眾報》的編輯,身材高大,性格開朗,樣子像個教授。他稱海明威為「謙遜而有教養的小夥子」,給了海明威不少指點。他們一同去採訪了熱那亞的貧民區,那裡是意大利北部共產主義運動的策源地。 他們成了朋友,但是若干年以後又發生過一次火並。 熱那亞會議以後,海明威忙裡偷閒,帶著哈德莉到米蘭作了一次舊地重遊,這是他接受了生死考驗,經歷了狂熱初戀的地方。在米蘭,他碰巧遇到了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人民報》編輯部接受了海明威以記者身份進行的採訪。此時,墨索里尼的面目還不清楚,才39歲,還沒有掌權,但是他的「黑衫黨」有25萬成員,墨索里尼聲明說,他們不想與政府作對,可如果政府要吃掉他們,他們也有足夠的力量將政府摧毀。這一次採訪留給海明威的印象是,墨索里尼還看不出像個青面獠牙的暴力煽動者,倒是像個思維敏捷的知識分子。 但是他在報道文章中,還是冷靜地分析了墨索里尼的「黑衫黨」運動的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借反對共產黨的名義自發地成立組織;第二階段是把該組織發展成為正式的政黨;第三階段是發動旨在統治意大利的政治軍事運動。海明威認為墨索里尼已走完了前兩步,眼下正在走第三步。 他是最先報道墨索里尼的記者之一,而且既審慎又敏銳。 重訪米蘭的幾個月以後,他又接到《多倫多明星日報》編輯勃恩的安排,要他到君士坦丁堡去採訪土耳其和希臘的戰爭。 哈德莉聽海明威無數次描述過戰爭的恐怖,她堅決不同意海明威去戰地採訪。而海明威一聞到戰爭的氣息就像蝙蝠飛進夜幕一樣迫不及待。 如果說18歲時他參加歐戰是出於某種狂熱,那麼,現在他完全明白,戰地採訪對於一個記者具有何等意義。他與哈德莉發生爭吵。他離家前三天,哈德莉都不理他。哈德莉後來說:「我們之間沒說一句話,他就走了,真夠他受的。」 赴君士坦丁堡之前,他還秘密地與赫斯特國際新聞社簽了合約,他似乎預感到《多倫多明星日報》不是他的長治久安之所,因此有必要考慮「一僕二主」的策略。 像拳擊中常有的情況一樣,海明威的信條是:「光明正大地打」,但這不妨礙他偶爾也來幾個犯規動作。 他手頭緊張,他還住在平民區的頂樓,他與哈德莉還常常作著漫遊歐洲的夢。寫《尤利西斯》的喬伊斯天天帶著妻子到米丘飯店去吃飯,而他和哈德莉頂多一周去一次。 這次戰地採訪為時不過一月,卻是他駐歐記者生涯中的一段輝煌。 但他還沒走出巴黎,就摔壞了哈德莉送給他的那台柯羅納牌打字機,這似乎是一個不好的兆頭。 果然一到君士坦丁堡他就患了瘧疾,他用葡萄酒咽奎寧丸,憑這兩樣東西和自身的強健去抵禦,在數百公里的戰線和戰區內奔走。 他報道了君士坦丁堡的混亂,這個「神奇的東方之城」現在到處是枯瘦的老狗和翻著白肚皮的鼠屍。他報道了驚恐的人群擁擠在教堂祈禱主的拯救,而有錢人則搶購完了兩周以後的火車票。 他採訪了穿著美國軍裝的希臘士兵和希臘軍隊裡的英國顧問,他拍下了燃燒的村莊和流離失所的難民。他描寫了兩個土耳其士兵槍決六名希臘大臣的情景,「有一個被處決者高高舉起一個小小的耶穌受難像」,他們全是在下雨的時候被打死在醫院的牆跟下…… 他住在被搗毀的旅館裡,房裡沒有床,每次寫完報道發完稿,渾身便散了架,倒在地上就呼呼大睡。一覺醒來,用葡萄酒送服幾粒奎寧丸,又趕到下一個採訪地。 不久,希臘與土耳其簽訂停戰協定,土耳其索去了希臘的薩雷斯地區,並限定希臘軍隊三天內撤離該地區。 記者海明威隨同撤退,沿途景象觸目驚心。那前不見頭後不見尾的基督徒難民隊伍,使海明威看到戰爭的災難,他永遠也忘不了這種悲慘景象,他用可以與戈雅的戰爭題材油畫比美的文字,描述了身不由己背井離鄉的難民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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