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75)

七五

　　爭論始於十二月二日下午，我打電話給在農場的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我告訴他，從西貢回來之後，我「越來越相信，我們應該明確考慮採取其它行動，而不能把軍事行動作為唯一的選擇……我個人認為我們應該行動起來，增加預算，加強力量，增加軍隊數量，逐漸滿足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要求。但我同時認為，如果單純採取這些行動，那無異於自殺，我們應該同時——甚至提前——採取其它行動」。我的擔心是：「我認為把三十到四十萬美國人投入南越而不能保證獲得成功是一種可怕的冒險。會造成可怕的問題。」我請求林登·Ｂ·約翰遜在增派地面部隊的同時「採取某些政治措施——暫停轟炸或其它措施」。他聽後沒有明確表態。

　　我告訴總統，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在前去拜會他之前將先研究各種選擇方案。

　　此後五天中，我們在華盛頓進行了緊張的討論。到那個時候，總統的大多數顧問都贊成暫停轟炸。我準備了另外一份備忘錄，建議批准威廉·威斯特摩蘭提出的增派軍隊的要求，並逐步採取措施以實現在較長時間內停止轟炸的計劃（我希望此舉能引起連鎖反應，最終解決爭端）。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於十二月七日前往得克薩斯彙報我們的討論結果。

　　總統仔細聽了我們的彙報，但仍然表示懷疑。他和參謀長們一樣，看到了某些危險：敵人的滲透進一步加強；公眾會把此舉誤解為軟弱的象徵；以後恢復轟炸時會遇到障礙等。

　　他的話表明他感到沮喪和困惑：「什麼是最佳選擇？我們陷得越來越深了。我陷入了困境。我不想被嚇倒。」「開始時我們處在什麼樣的狀態，我想回到原來的狀態。」

　　總統認真思考了這個問題，然後於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召集我們在內閣會議室進行為期兩天的最後討論。他俯身向前把胸部抵在橢圓形會議桌上，說他願意採取能夠產生好結果的「任何措施」。那兩天，我竭力闡述自己的觀點。我講了自己最大的憂慮和希望：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的可能性不大——只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我們最終必須找到……一條外交途徑解決問題。

　　總統：如此說來，無論我們在戰場怎樣奮戰，都不能確保獲得勝利？

　　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是的。我們以前太樂觀了迪安·臘斯克：我比較樂觀，但我無從證實。

　　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我說的是，我們也許用軍事手段解決不了問題。我們需要探尋其它手段……我們的軍事行動不是成功地解決問題的好辦法……這似乎是一個矛盾。我告訴你們要把我們在越南的軍隊增至四十萬人，但是，這也許會導致戰爭升級，並產生難以預料的後果。我建議我們現在探求一下其它辦法。

　　會議結束時林登·Ｂ·約翰遜似傾向於嘗試一下暫時停止轟炸的計劃，但仍未做出決定。十二月二十二日，白宮和西貢同時宣佈從聖誕節前夕開始停火三十個小時，包括暫停空中轟炸。在聖誕節前不久總統返回得克薩斯時，我希望他能下令長期停火，轉而努力謀求談判。當我和家人去克羅拉多的阿斯彭度假時，事情還同往常一樣。

　　聖誕節早晨，總統決定把「禮節性」的停火延長一兩天。

　　當我得知這個消息時，我做了以前從未做過的事：我利用個人可隨時拜見總統的優越條件，繞開所有同事去和總統做決定。

　　十二月二十六日夜間，我在查萊特山旅館裡給總統的農場打電話。我問他，我是否可以單獨前來農場同他討論越南問題。對此，他立即表示同意。然後我打電話給五角大樓，命令安排一架空軍的噴氣式飛機第二天來接我。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位朋友開車送我到大章克申，飛機在那兒等我。傍晚六點半，我到達奧斯汀城外的林登·Ｂ·約翰遜農常總統和夫人在他們的簡易機場迎接我。我們回到農場，與他們的小女兒露西共進晚餐。飯後，總統和我來到起居室。我們用了三個小時的時間討論暫時停火的問題。我強調了我的判斷：展開談判對於最終導致和平的可能性很大，這比推遲恢復轟炸在軍事上造成更大的損失要好得多。

　　總統專心聽我的陳述，心中在權衡利弊。他最終同意把暫時停火改為無限期停火，然後開展外交活動使河內參加談判。我們商定由我打電話給華盛頓的迪安·臘斯克和其他人，解釋他想做的事。雖然迪安·臘斯克反對延長停火期限，但他仍按命令行事，因為他明白我已經說服了總統。

　　第二天早飯以後，我們在農場總統的小辦公室裡打了更多的電話。我打電話給Ｗ·埃夫裡爾·哈裡曼。當總統命他就談判之事向東歐尋求幫助時，他立刻表示同意。我們打電話給喬治·鮑爾，總統命他負責協調外交攻勢。總統還命接替艾德萊·史蒂文森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阿瑟·戈德堡去拜會吳丹和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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