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76)

七六

　　中午過後我離開農場回到阿斯彭，心情頗為愉快，因為做出了重大的決定。不過，我對繞開同事們使自己的建議得到總統的肯定一事頗感內疚。在我任國防部長的七年中，我只這麼做過一次。」

　　對北越的轟炸暫停了一個多月，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在此期間，關於政治措施和軍事行動的爭論十分激烈。

　　政府發起了公開而緊張的外交攻勢。除Ｗ·埃夫裡爾·哈裡曼和阿瑟·戈德堡的使命外，政府還派副總統漢弗萊到菲律賓和印度，派助理國務卿Ｇ．·門南·威廉斯和托馬斯·曼到非洲和拉丁美洲。每個人都對外宣告華盛頓希望開始和平談判。迪安·臘斯克還制定了一個十四點計劃，邀請北越「在沒有先決條件的情況下進行談判」。

　　在停火期間，參謀長聯席會議一直在呼籲立即恢復對北越採取軍事行動，認為停止轟炸將使美軍「在軍事上處於嚴重的和越來越不利的地位」。我告訴他們，如果他們能向我證明暫停轟炸確實對南越的美軍不利，我將建議總統按他們說的做。

　　他們沒有答覆我。

　　這個階段，美國加強了對老撾境內的胡志明小道的空中轟炸。南越的美軍戰地指揮官們逐步加強了地面作戰。一月初，他們向西貢附近的越共發動了最猛烈的進攻。一月中下旬，他們在廣義省發動了自朝鮮的仁川登陸戰役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役。更多的美軍抵達南越。

　　一月十日，我們在白宮又展開了辯論。林登·Ｂ·約翰遜認為暫停轟炸無任何結果，所以傾向於幾天後恢復轟炸。我請求他延長停火時間，以便謀求談判。我認為等到月底在軍事上也無不利之處。厄爾·Ｇ·「巴斯」·惠勒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代表參謀長們說：「每拖一天，情況都會不同。」

　　一月十二日，小格蘭特·夏普呼籲恢復並加強轟炸，包括炸斷從中國通往越南的交通線。他認為這樣的行動「將迫使敵人坐到談判桌上來，或者會使越共因得不到支援而垮下去」。參謀長們在六天后呈交的一份備忘錄中附和此議。

　　然而在同一天（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日），我收到一份分析報告，說北越每月可以輸送四千五百人，運送的物資也足以支持在南越的重大軍事行動，儘管我們對交通線進行了封鎖。封鎖工作耗費了大量炸彈，以下事實足以說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們投擲的炸彈超過朝鮮戰爭高峰月投彈量的百分之五十。

　　中央情報局的獨立情報也證實了這一點。小格蘭特·夏普和參謀長們建議轟炸各個港口和機嘗油庫及兵工廠等目標，但中央情報局的國家評估委員會認為這樣做不會「對南越共產黨軍隊的作戰行動產生嚴重影響」。中央情報局負責制定計劃的副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在一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上向總統直言不諱地說：「加強對北越的轟炸阻止不了其對南方的物資運輸。」

　　關於轟炸能否產生效果的爭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以來關於空軍的最新一輪爭論。在此後的兩年中，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一直很激烈，直到今天為止，爭論仍未結束。

　　總統面臨著困難的抉擇。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在一月中旬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總統的尷尬。沃爾特·李普曼寫道：「總統在心底裡必須在一場大戰和不引人注目的和平之間做出選擇。」理查德·拉塞爾在參議院也發表了同樣的看法：「我認為我們必須確定：我們是否願意採取必要措施打贏越南戰爭，結束我們承擔的義務。我能想出的另外一種選擇是抽身而退——這是絕大多數美國人不準備做的事情。」

　　一月十七日，我向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彙報了我的想法。我對他說：「我個人認為……我們最好繼續停火至越南的春節（一月底）以後，以便讓北越有足夠的時間對幾個渠道的接觸做出反應，也使我們的民眾和國際社會相信，我們給北越留出了足夠的時間。」

　　「我想你瞭解我的傾向性和想法。」他回答。「要不是你，我想我們可能已經取得不小的進展了。對此我並不感到懊悔。

　　我想使自己多一些耐心、寬容和理性。另一方面，我認為你瞭解我的自然傾向。」

　　顯然，林登·Ｂ·約翰遜認為暫停轟炸是個錯誤，必須恢復轟炸行動。雖然我仍然認為參謀長聯席會議過高地估計了封鎖所能產生的效果，但我現在也覺得恢復轟炸是必要的。我們必須開始轟炸以平息關於暫時停火使敵人的滲透更加嚴重的批評意見，並避免給河內、北京和我們的人民以錯誤的信號。迪安·臘斯克和我還擔心右翼勢力施加壓力讓我們轟炸靠近中國邊境的目標，就像中國介入朝鮮戰爭之前美軍所做的那樣。我們呼籲嚴格控制轟炸計劃，要嚴于參謀長們的預期尺度，從而儘量減少中國介入越戰的危險。

　　總統謀求對他即將做出的決定的廣泛支持。一月二十八日，他召來四位「哲人」（克拉克·克利福德，阿瑟·迪安，艾倫·杜勒斯和約翰·麥克洛伊）。他們贊成對北越恢復轟炸，並增加在南越的美軍數量。在兩天后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總統正式決定恢復轟炸。同一天的哈裡斯民意測驗顯示，「絕大多數美國人支持立即擴大戰爭規模，包括對北越的全面轟炸和把美軍數量增加到五十萬人」。

　　聖誕節的暫停轟炸到底產生了什麼影響？某些批評家指出，在暫停轟炸期間，美國空軍加強對老撾的胡志明小道的封鎖行動以及美軍在南越的地面作戰行動，使我們給北越傳遞的和談信息走了樣。無論如何，暫停轟炸沒有產生外交方面的成果確實使得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對延長停火期限失去了興趣。

　　許多人批評我們的公開外交模式既幼稚又糟糕。切斯特·庫珀後來評論道：在需要使用精良工具的地方，我們使用了大錘。

　　在需要謹慎和機密行事的時候，我們卻舉行了七月四日的大遊行。在一項激動人心的建議即可打動河內的時候，我們卻公開宣揚每一種具有轟動效應的建議。我們沒有最大程度地發揮十四點和平計劃的效力，而是把它淹沒在重要人物令人眼花繚亂的穿梭訪問之中。簡而言之，總統就像一個有三個演出場子的大馬戲團的領班，而不是精心設計的外交行動的中心人物。

　　如果切斯特·庫珀是正確的，那麼在這個問題上向總統提過建議的我們每一個人都該受到責備。

　　政府曾做過秘密的外交努力。十二月二十九日，政府指令美國駐緬甸大使亨利·Ａ·拜羅德轉告北越駐緬甸總領事武友炳（音譯），如果河內「能為和平做出重大貢獻」，暫停轟炸的期限可以延長。幾天後，河內的廣播電臺譴責暫停轟炸是「陰謀詭計」，並重申了它提出的「第三點」，即「南越的內部事務必須……按照民族解放陣線（越共的政治武器）提出的方案加以解決」。武只是向亨利·Ａ·拜羅德重申了河內的強硬路線，作為對亨利·Ａ·拜羅德給他的信息的答覆。

　　暫停轟炸獲得成功了嗎？此舉顯然沒有立即導致和談的開始。但在當時，支持此舉的人也不認為能馬上促成和談。我們只是把此舉視為最終和平解決問題並結束戰爭的過程中的一個步驟。

　　這個步驟有效果嗎？如果沒有，那麼它的失敗是由於我們的固執還是由於河內的毫不讓步呢？抑或兩種因素都有？在河內開放其檔案之前，我們將無從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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