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40)

四〇

　　總之，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的兩次採訪中，我是這樣說的：「我們注意到，越共的活動已極為明顯地增加了」（這是真實的）；但是，然後我又補充道，「我們考察了南越的計劃，並且，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們將會獲得成功」（這充其量是一種誇大的說法）。

　　在對總統的報告中，我的看法則是極為坦率和沮喪的，「局勢極為糟糕，」我告訴他，並預言道，「除非在隨後的兩到三個月中出現逆轉，否則，從目前的趨勢來看，實現中立化已是最佳結果了，而更為可能的則是，共產黨人最終控制了這個國家。」

　　我告訴他，無論是吳庭豔的繼承者，還是美方人員中都存在著問題。南越的將軍們均無執政的才能，他們明爭暗鬥、內訌不斷，在戰場上卻仍在節節敗退。反對政變的人曾擔心出現這種最糟的局面，不幸的是，這種結局似乎正在成為現實。

　　美方人員則缺乏統一的領導，他們很少交流信息，猶如一盤散沙，各自為政。我嚴厲地指責了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批評了他在這些問題上的失職。實際上，他從不與保羅·Ｄ·哈金斯進行接觸，並獨自把持了從華盛頓發來的重要電報，拒絕讓對方看到電文。我指出，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根本就不懂如何來指揮一次綜合性的行動，而美國在南越的人員正處於此類行動中。我補充道，迪安·臘斯克、約翰·Ａ·麥科恩也與我持有相同的看法，我們都打算幫助他，然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其一生都是一位一意孤行者——根本就不聽勸阻。不管怎麼說，目前小亨利·卡伯特·洛奇還擔任著大使的職務。

　　我們返回華盛頓不久後，總統收到了一份由參議院多數党領袖邁克·曼斯菲爾德（蒙大拿州的民主黨人）提交的備忘錄，該文件建議，美國應謀求建立一個中立的東南亞——既不依賴美國的軍事援助，也不受到中國人的控制，這可通過某種形式的停戰或其他的方法來實現。總統要求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對此方案做出反應。

　　我們三人一致認為，邁克·曼斯菲爾德的方案將會導致南越落入共產黨人之手中，並會對美國和西方產生極為嚴重的後果。我呈述了當時美國最高層文武官員們的基本看法：在東南亞，老撾將幾乎肯定會落入北越的控制之下。柬埔寨可能會做出一副中立的姿態，而實際上，則接受共產黨人的統治。泰國所做出的姿態將會更加搖擺不定，而早已受到印度尼西亞騷擾的馬來西亞也會做出相同姿態。甚至，緬甸也會將這種局勢的發展視為一種清楚的標誌，即，這一地區目前將只能完全地納入共產主義陣營之中（這也將對印度的安全產生嚴重的後果）。

　　總而言之，即使美國對泰國持有堅定的立場，即使馬來西亞也做出堅定的姿態，即使諸如法國之類相距遙遠、尚未介入的力量，也支持「中立」的概念，但一個真正「中立」的東南亞，似乎仍無可能出現於事態的這種發展中。

　　在其它亞洲國家、以及在其它地區受到共產主義威脅的重要國家的眼裡，南越將不僅是對美國堅定性的一種考驗，而且也是對美國處理「民族解放戰爭」能力的一種特殊考驗。就亞洲範圍而言，事情是極為明顯的——例如，對日本來說——美國的脫身及對共產黨人統治的認可，將會嚴重地影響人們的信心。廣而言之，任何一個在未來受到共產黨人威脅的國家，也無疑會有理由懷疑，我們是否將會對他們負責到底。甚至，從理論上而言，即使在拉丁美洲那些偏遠的地區，這一情況也有可能會出現的。

　　我之所以廣征博引了我的備忘錄，這是基於兩點理由：為了表明，對於選擇我們的現行越南政策上——即中立化或撤離——我們的分析和討論竟是如此的膚淺和有限度；並且，也為了闡明，對於美國和西方的安全來說，東南亞的喪失將產生嚴重的後果，目前這一情形已被提交到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的面前，無論就其緊迫性還是其詳細程度而言，這都是前所未有的。

　　這一備忘錄強化了總統早已持有的立常由於我們訓練戰略在幾個月前，已表現出失敗跡象，我們的態度也開始幾乎難以察覺到地逐漸傾斜——到了直接運用美軍作戰部隊解決問題的立場上。我們之所以依此行事，是因為我們的擔憂正在不斷地增加——事後來看，極為明顯，這是一種誇大了的恐懼——擔心如果我們不依此行事，將會產生嚴重的後果。

　　然而，我們並未就某些重要的問題進行分析和探討，這包括：從最遠的程度而言，究竟需要何種類型的美軍部隊？我們取得成功的把握上，究竟有多大？或者說，如果我們提供軍事部隊，那麼，在政治上、軍事上、財政上、以及人員的傷亡上，我們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的確，這些基本的問題仍然沒有被嚴格地審查過。

　　一個深不可測、變化多端的深淵，就在我們的腳下。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參謀長聯席會議向我提交了一份備忘錄，提出了進行更為激烈行動的建議。他們聲稱，總統在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第273號中已無條件地指出，「要確保……在南越取得勝利。」事實並非如此，總統肯定不會不顧及人員傷亡的代價。聯席會議的成員們繼續說，「為了取得勝利，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意見是，美國必須準備拋棄眾多的自我設置的限制，因為它們目前已束縛了我們的手腳，並採取更為大膽的行動，儘管，這有可能會帶來更大的風險。」

　　然而，成功的把握和付出的代價究竟是多少呢？這一備忘錄並未回答，並且，在以後的四年中，我所收到的備忘錄也從未回答這些軍事上的關鍵問題。

　　總統、他的顧問人員和我，也像聯席會議的成員們一樣，忽視了這一問題，這是不能原諒的。我們的職位要求我們回答這些問題，儘管聯席會議的成員們沒有主動提到這些問題，而我們卻應該要求他們做出回答。小布魯斯·Ｂ·帕爾默上將于一九六七年在越南擔任了軍長的職務，後來又成為駐越軍援司令部的副司令，並于一九六八年成為了陸軍副參謀長，他後來寫道：「在戰爭期間，參謀長聯席會議從未向總統或國防部長指出過，我們正在實施的戰略方案或許會遭到失敗，以及，美國將無力實現自己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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