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39)

三九

　　他將南越的陷落視為其目標——打破我們的遏制政策——中的關鍵步驟，並決心阻止這一格局的出現。林登·Ｂ·約翰遜比約翰·Ｆ·肯尼迪更堅定地認為，相對於直接使用美國軍隊所花費的開支而言，南越的陷落將會使我們付出更高的代價。在以後的五年中，這一觀點曾左右了他的思維和決策。這也是他對戰爭政治性質理解上的重大失誤。

　　十一月二十四日，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明確無誤地對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說，他想要贏得這場戰爭，並且，至少在短時期內，他將優先考慮軍事行動，而不是那些「所謂的」社會改革。他認為，在按照自己的想像去改造其它國家上，美國已花費了太多的時間和精力。贏得戰爭！這就是他所要說的全部話語。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對美國駐西貢的全體人員進行統一領導，摩擦、嚴重的分歧、乃至明顯的敵意，正明顯地存在于大使館文職人員和美軍軍官們之間。總統需要一支有力的隊伍，他認為，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正是擔此重任的合適人眩兩天之後，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第273號將總統的指令編入了政策。極為明確的是，林登·Ｂ·約翰遜的政策仍保留了約翰·Ｆ·肯尼迪的某些重要觀點：通過提供訓練，在不公開使用美國軍隊的情況下，「援助南越政府和人民，使他們粉碎由外部共產黨人指導和支持的陰謀活動。」但是，林登·Ｂ·約翰遜也批准了一個秘密計劃，由中央情報局支持南越軍隊，來反對北越的行動。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火奴魯魯會議上這個計劃被首次提出，後來，它成為著名的「34Ａ行動計劃」。

　　兩周以後，總統要求我去與他商討有關越南問題。他向我發表了一通演說，他確信，美國政府並沒有完全在做其應該做的事情。他要求我，在巴黎參加完北約組織會議返回的途中，去西貢看看，以查清我們還能做些什麼更多的事情，並且，他特別問道，秘密行動的計劃是否應該進一步加大。⑥幾個月來，在美國的支持和指導下，一個旨在反對北越的小規模秘密計劃正在實施之中，其項目包括：間諜人員的打入，宣傳材料的散發，情報的收集，以及廣泛的破壞行動。

　　但是，由於河內共產黨人嚴密的組織控制——這包括幾乎每一個北越的村莊和城鎮中的「街道委員會」，以致於，他們能夠察覺最小的變化——因此，這一計劃並未收到像樣的效果。

　　因遵循打擊北越，但又不由美軍直接介入的方針，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要求增加秘密計劃實施的強度。

　　威廉·Ｐ·邦迪伴隨我進行了這次旅行。就像他弟弟麥喬治·邦迪一樣，威廉·Ｐ·邦迪也繼承了他們父親哈維·Ｈ·邦迪的正直和聰慧，老邦迪曾長期成為亨利·史汀生的助手。同約翰·Ｔ·麥克諾頓以及其後的保羅·Ｃ·沃恩克（他繼承約翰擔任了國防部部長助理，負責國際安全事務）一起，威廉·Ｐ·邦迪是我在越南問題上最可信賴的顧問之一。我們在巴黎的會晤結束後，即在奧利機場登上了一架軍用噴氣機，為了直飛南越，飛機盡其可能帶上了足夠的燃料。我們在大霧中向跑道上移去，噴氣機的引擎開始加速做起飛的準備，這時，一架ＴＷＡ客機突然在我們前方的霧中隱現出來，幾分鐘之前，它剛剛降落在這裡。我們的駕駛員薩頓機長急速地拉動了刹車，幾秒鐘之內（時間好像停止了一樣），恐懼籠罩著我們，我們都驚呆了。這時，輪胎、機輪和刹車閘裡噴出了火焰，我們急忙從緊急出口撤離了飛機，但是，薩頓機長的高超技術卻挽救了我們，以及那架ＴＷＡ客機上約一百五十人的性命。

　　直到這時為止，我所得到的軍事情報均認為，我們在越南已取得了重大的進展。但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我收到了一份國防情報處送來的備忘錄，它指出，越共在去年並未獲得引人注目的成功，但是，他們卻成功地維持、甚至改進了其戰鬥能力。該報告還進一步指出，除非南越軍隊增強其行動，越共將很可能增加其活動。

　　這一令人沮喪的新估價，在十二月十九到二十日我召開的西貢會議上，再次得到了證實。事情非常清楚，推翻吳庭豔的政變已造成了政治權力上的真空，那些南越的軍隊將領們迫不及待地填補了這一空缺，他們熱衷於西貢的政壇角逐，而大大忽略了戰場上的軍事行動。另一個極為明顯的事實是，南越的軍官們提供的情報大大失實，蒙蔽了我方軍援人員的眼睛，致使他們在以前的彙報中，大大誇張了軍事進展的情況。在我們返回之後，約翰·Ａ·麥科恩向總統彙報說：「事情再清楚不過了，去年乃至去年以前，我們從南越軍官那裡得到的統計數據，以及美國人員所提供的情報，均存在著嚴重的失實，而我們卻使用它們估價了戰爭發展的趨勢。」

　　在我們西貢的會議上，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羅·Ｄ·哈金斯上將都同意，南越進行戰爭的物質資源——包括美國提供的訓練援助和裝備物資——已經到位了，但是，他們同樣認為，南越必不可少的領袖人物到目前尚未出現。然而，他們還認為，儘管形勢已極為嚴重，但其絕非已無法挽救。

　　為了加強越南人的實力，保羅·Ｄ·哈金斯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制定了一個計劃，打算擴大秘密行動的規模。這也是對我早先要求的答覆。以後，主管審查這類計劃的聯合機構303委員會也批准了該計劃。隨後，在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約翰·Ａ·麥科恩和我的建議下，總統批准了一個為期四個月的試驗性計劃，將於一九六四年二月一日開始實施。該計劃旨在使北越確信，停止對南越的入侵也將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今天回想起來，這一雄心勃勃的目標竟是如此的荒謬，以致於我們做出了毫無價值的努力——此事最終不了了之。

　　十二月二十一日，我返回華盛頓後，對於新聞界，我的談話還是稍有保留的。在戰爭期間，或許，一位政府的高層官員是幾乎無法保證自己的坦率和誠實。我認識到，令人失望的評論不僅會影響到我們正在支持的人們（南越人），也會使我們企圖戰勝的一方（越共和北越人）受到鼓舞。這是一個極為深奧、而又難以忍受的倫理道德的兩難窘境：在戰爭和危機時期，一位政府的高層官員如何能在其人民面前保持徹底的坦誠，而又不使敵人受到絲毫的鼓舞和寬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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