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20)

二〇

　　同時，邁克爾·福裡斯特爾也打電話給在家中的羅斯韋爾·Ｌ·吉爾帕特裡克，並同樣向他說，總統和國務卿已經看到了電文，並一致同意。

　　羅斯韋爾·Ｌ·吉爾帕特裡克的想法與我大致相同：我們均對吳庭豔政府日益加劇的鎮壓行為感到擔憂，但是，我們對找到一個更滿意的政權來取代它仍然沒有把握。我們認為，最佳的方法是，在說服吳庭豔改弦更張上進行努力。在軍事上，我們向他提供了大量的顧問人員、設備和金錢，這使我們掌握了相當的權力，並且，對於我們而言，南越政局的穩定才是至關重要的。我們認為，我們可以利用揚言減少對他的援助，或者真正地削減對他的援助，通過一定的時間，來使他放棄那些毀滅性的行為。

　　儘管持有這樣的觀點，但批准的程序似乎已成定局，羅斯韋爾·Ｌ·吉爾帕特裡克也只好投了贊成的一票。然而，他對此舉仍然十分擔憂，懷疑情報的可信性，因此，在電報發往西貢的那個星期六的晚上，他就給總統的軍事顧問馬克斯威爾·泰勒送去了一份副本。

　　在我見到的人中，馬克斯威爾·泰勒是軍界最有頭腦的地緣政治學和安全事務的顧問。他們這一代軍事將領從二三十年代即投身於戎馬生涯——就像我前面說道的那樣，在那個時期，我們的國家對軍事完全忽視了，人們對軍人的態度如果不是蔑視的話，至少也是漠不關心的。馬克斯威爾·泰勒是一位戰爭中的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指揮了第101空軍師，並在既定進攻日的淩晨，率領該師空降到諾曼底。他也是一位知識淵博的學者，能說六或七種語言，其中包括日語和朝語，並且，他已出版了兩部關於軍事問題的著名專著。

　　小羅傑·希爾斯曼的電報使他感到震驚——尤其是電報已被批准並發出。馬克斯威爾·泰勒知道，這標誌著我們對越南政策上的重大變化；此外，這一做法與他原先認為正確的做法也是完全相反的。後來他說，如果不是那些在華盛頓的反吳庭豔小集團在高層官員缺席之時，玩弄「極其惡劣的規避花招」，這一電報是絕不可能被批准的。

　　總統很快就對電報的發出感到後悔了。在後來的年代裡，博比·肯尼迪在一次口述歷史的談話中回憶說，他的兄弟視這一決定為一項重大的失誤。博比·肯尼迪解釋說：「在週末的科德角，他過於迅速地做出了這項決定——他以為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國務院的人們都清楚此事。然而，事實上，只有留守在白宮的Ｗ·埃夫裡爾·哈裡曼、小羅傑·希爾斯曼和邁克爾·福裡斯特爾清楚此事，而他們又都是這一行動的堅定擁護者。」

　　在馬克斯威爾·泰勒的眼裡，該電報代表了一個極為惡劣的花招，我對此卻不持相同的見解。眾所周知，小羅傑·希爾斯曼有時喜歡脫離正常的官方渠道來行事，就像他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一樣，其他人對他的行為也聽之任之，這正是導致這一失誤的根本所在。今天我仍為此事的出現感到震動和悲痛，因為我意識到，就在華盛頓和西貢的官員們正為如何使吳庭豔體面下臺而絞盡腦汁之際，最終導致他的垮臺和被謀殺的行動卻已經開始了；無論是我還是其他人都沒有對替換吳庭豔的人選做仔細的審查和估價；在試圖說服他改弦更張方面，也未採用深思熟慮的手法——選擇合適的胡蘿蔔和大棒。況且，我們過於熱衷於關於吳庭豔地位的辯論了，以致於忽視了戴高樂的建議。在前一年中，老撾的問題就是以實現中立化而解決的——假如吳庭儒和法國也能在越南實現這一方案呢？我們對問題的討論和研究往往只是匆忙而過，它們總是處於懸而未決的狀態之中。

　　電報到達西貢之後，事件開始像瀑布一樣接踵而來。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於次日收到了它，隨即召開了一個會議，商討如何組織這次政變。他做出決定，美國官方將不露面，而是由中央情報局的工作站來負責這次行動，它已經接到指示，受命于大使的指揮。按照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理解，八月二十四日的電報指示他，發動一次行動，將吳庭豔從南越領袖的座位上趕下去。

　　當時，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接任他的工作僅僅兩天時間。他曾是一位共和黨的參議員，並是副總統的候選人。在這一困難重重、險象環生的外交使命中，他能不顧黨派之間的分歧，在其馬薩諸塞政治宿敵的政府中忠心工作，這使我對他敬佩不已。但是，我仍然認為，他過於高傲、自負，甚至有些剛愎自用。

　　在尚未抵達西貢之時，他已聲稱，他將政府慘無人道地鎮壓其人民的行動，視為一種可恥的舉動，並特意列舉了對於佛教徒的殘酷鎮壓。有關吳庭豔與北越人秘密接觸，企圖使其國家脫離美國走向中立的謠傳，似乎也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心煩意亂。電報到達之後，他的理解與電文作者的意圖不謀而合：這是一道約翰·Ｆ·肯尼迪總統下達的命令，旨在策動南越軍界人物發動一場軍事政變（事實上，如上所述，電文並沒有準確地告訴他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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