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15)

一五

　　一月二十七日，我將他們的備忘錄轉交給了約翰·Ｆ·肯尼迪總統，並附上了一個簡短的意見：「目前，我們在南越的（訓練）項目尚未提供足夠的經驗，因此，我不打算批准他們的建議。」

　　一九六二年最初的幾個月中，我們逐步理清了國防部各項事務的頭緒，而越南問題則遠遠不是最大的問題。但是，並不像許多其它的問題那樣——我將它們交給羅斯韋爾·Ｌ·吉爾帕特裡克處理，而是親自承擔起處理越南問題的責任。這樣做的答案只有一個：儘管只是作為顧問，但是，這畢竟是美國捲入戰爭的唯一地區。我深感對此事負有極為重大的責任，因此盡我全身之精力投入了這項事務之中。這最終導致了人們「麥克納馬拉的越南戰爭」的說法。

　　一九六二年，隨著我與南越接觸的加深，我結識了它的領袖吳庭豔總統。我們一起在他的辦公室裡開了幾次冗長的會議，辦公室設在嘉龍宮（音譯）中，天花板上吊著嗡嗡做響的電扇，房沿上伸出金光燦燦的飛簷。我們以為，吳庭豔的意圖是將人民帶入民主和自由的制度之中。五十年代早期，他曾在新澤西的一所天主教神學院中學習，這似乎是他接受了西方價值觀念的有力證明。然而，隨著我們對事物瞭解的加深，我們逐漸意識到事實並非如此。無論是吳庭豔和他周圍的人，還是他所建立的政治結構，都缺乏與南越人民的直接聯繫，他也從未試圖加強過這種聯繫。我們對他的判斷完全走入了誤區。

　　由於他沉默寡言、不善交流，以及文化背景上的差異，吳庭豔在我眼裡完全是一個難解之謎，事實上，每位見過他的美國人都有與我相同的感覺。從外表上看，他顯得專制獨裁、多疑多慮、吞吞吐吐，並高高淩駕於人民之上。我實在無法理解他的內心世界。

　　據說吳氏從不與女性交往：他從未結婚，並被認為，從未有過性的經歷。但是，他最親近的人物之一則是他弟弟的妻子儒夫人。她雖然嫁給了吳庭豔那位擅長權術、頗有勢力的兄弟吳庭儒，但實際上也扮演著吳庭豔妻子的角色。每天工作之後，儒夫人給予吳氏安慰，消除了他的緊張，並時常與他爭辯一些問題，顯而易見，在他的思路和想法中包含了許多儒夫人的意見。當然，對於具體的內容，我仍然是一無所知了。甚至，時至今日，我也無法搞明白，對於其國家和人民的未來，吳庭豔究竟考慮到了一些什麼樣的長遠目標。

　　就像絕大多數來到過這個國家的美國人一樣，甚至按照我的推測也包括許多的越南人，在我的眼裡，儒夫人聰明、堅強、漂亮，但也兇暴殘忍、詭計多端——簡直就是一個十足的巫婆。

　　儘管，我們察覺到了這些印象的局限性，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仍然接受了社會對吳庭豔的一般看法，例如，一九五九年《新聞週刊》就稱他為「自由亞洲最富才能的領袖之一。」政府中的消息靈通人士，包括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他是一位前任的東亞歷史學教授，也對吳氏進行了高度的讚揚，因為，在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中，他成功地將國家引向了獨立。「這一時期」，邁克·曼斯菲爾德在一九六三年寫道，「在阻止南越完全崩潰和引進新的秩序，以及制止動亂和陰謀，清除無處不有的腐敗方面，他個人的膽略、正直、果斷和貨真價實的民族主義起到了至為關鍵的作用。」

　　吳庭豔的確完成了非凡的業績，他排除了宗教和政治信仰上的巨大差異，努力建立起一個國家，而這一切又是在北越虎視眈眈的壓力下完成的。這正是我們信任他的根本所在。

　　他也的確存在著不足，甚至非常明顯，但我和其他人都相信，即使任用一位比吳庭豔更傑出的人才，其前景也未必就十分樂觀。

　　然而，我們對吳庭豔總統所做的判斷究竟是否是正確的呢？我們對所面臨問題的看法是否可靠呢？我們處理這些問題的方法是否會成功呢？當我們置身於一個陌生的國度之中，我們不懂這裡的語言與文化，我們與他們之間存在著歷史、價值觀念和政治傳統上的根本差異，而我們卻要與這個民族並肩作戰，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去進行判斷呢？諸如此類的問題像一堆亂麻一樣，塞進了我們的頭腦，現成的答案是沒有的。

　　我們從越南收到了一些信息，但是，我們——我、總統、麥喬治·邦迪、迪安·臘斯克和馬克斯威爾·泰勒——無人對此表示滿意。當然，我們要求得到有關軍事行動的情況報告。並且，我們也如饑似渴地閱讀著那些分析材料，我們駐西貢的大使館洪水般地送來了這類材料。很早之前，我們就決定，需要定期召開華盛頓和駐西貢美國高級軍官之間的會議，以共同協商問題的解決。這樣，從一九六一年底開始，我就頻繁地前往夏威夷和南越。

　　夏威夷會議在太平洋美軍司令部舉行，這裡可以俯瞰整個珍珠港。約有來自華盛頓、西貢和夏威夷的軍界和政界的五六十人將聚集在一間洞穴式的會議室裡，來聽取一長串的情況彙報。這裡十分擁擠，日程又安排得十分緊張，這使人很難將注意力集中在具體問題上，也妨礙了我們聽取報告的真實內容和富於見解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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