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2)

二

　　第二和第三件事是相互關聯的：進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結識瑪格麗特。我進入了加州大學，因為，這是一所唯一我能負擔起費用的名牌大學。每年的學費為五十二美元。伯克利向我展現了一個嶄新的世界——一塊歷史、理念、倫理道德價值、學術水準和智力水平都在推陳出新的天地。校長羅伯特·戈登·斯普勞爾和教務長門羅·多伊奇取得了常人無法取得的成就，儘管該校的財政來源完全取決一個以農業為主、頗具保守色彩的州際立法，但是，羅伯特·戈登·斯普勞爾和門羅·多伊奇仍然設法倡導了一種自由辯論的開明校風。四年的時光，使我領略了正義、自由的真正含義，懂得了權利與義務的相輔相成，這些知識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中。

　　大學的生活也為我未來的另一方面鋪平了道路。在第一周的校園生活中，我就結識了瑪格麗特·麥金斯特裡·克雷格。她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阿拉梅達，是一個活潑可愛、頗具魅力的姑娘。七年以後，我們結成了夫妻。瑪格麗特給我的一生帶來了平衡、力量和歡樂，她彌補了我每一個方面的不足。她天生聰明伶俐，熱情開放，溫柔可愛，活潑外向，深受眾人的寵愛。如果沒有她的存在，我將無法取得現有的成就。

　　我挑選了經濟學作為主科，而把哲學和數學作為副科，對未來的職業並未做特殊的考慮（按照當時的歷史環境而言，學習經濟學的良好前景，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教育背景中的某些重要時刻卻來自哲學和數學的課程中。倫理課迫使我去建構自己的價值觀念，邏輯的學習則向我展示了思維的活力和準確性，而數學課的老師則告訴我，應將數學視為一個思維的過程——它是一種語言，雖然不能表達全部。但足以表達人類的大部分活動。它給予我意想不到的啟示，時至今日，我仍將數量關係作為一種語言，它有助於我更為準確地看待世界。當然，在道德、美和愛情等問題的糾紛上，數量的分析是無能為力的。但是，當我們克服貧窮和財政赤字，或防止國民衛生計劃失敗時，它則會發揮巨大的作用，而這一點卻常常為人們所忽略。

　　此外，預備軍官訓練隊的經歷也對我的人生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而當時我卻幾乎沒有意識到此點。伯克利是一所享用政府的土地，利用公共開支經營的大學，因此，那時每一位男性學生都必須接受為期兩年的軍事訓練。我申請了一個必須四年之內完成的海軍訓練計劃，但由於視力不佳，沒有如願以償。這樣，我只好在陸軍預備軍官訓練隊中服務了兩年。

　　據我所知，在那些年中，沒有人會認真對待軍事問題。我和同學們也都毫無例外地認為，這些訓練只是一些無關大局的形式，與我們的世界毫無關係。軍訓結束的那一天，我們勉強列隊從校長面前走過，接受了他的檢閱，然後，大家就迫不及待地扔掉了槍支——讓它見鬼去吧！那些年代中，我們對諸如喬治·馬歇爾、哈普·阿諾德、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等一代職業軍官的行為極為不解，他們義無反顧地堅守在那一不被人們重視的崗位上。不管經濟是否蕭條，馬克斯威爾·泰勒等人都完全可以辭去職務，在二次大戰爆發之前，為自己掙上一筆不小的財富。然而，他們毅然選擇了為國家服務，並且在災難降臨時，拯救了我們的國家。我們將會永遠感激他們。

　　離開伯克利之後，我進入了哈佛商學院研究生院，為了適應將來獲取一份工作的需要，我涉獵了各種基本的知識和技能。絕大多數師長似乎確信，賺錢是商業的唯一目的，但也有為數不多的人，包括我的財政管理學教授羅斯·Ｇ·沃克和市場學教授埃德蒙·Ｐ·勒尼德，則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商業中的首領不僅應對其股東負責，也應服務於社會，盡其職責，一家公司在為自己賺取利潤的同時，也應滿足社會的要求。我認為，羅斯·Ｇ·沃克和埃蒙德·Ｐ·勒尼德都會欣賞這樣一句話，「仁慈之心和精明的頭腦並非水火不能相容」。這也成為了我一生中的座右銘。

　　哈佛的確令我入迷，但思念加州的情感卻也佔據在我的心間。一九三九年剛剛畢業，我就返回了舊金山，接受了一份每月一百二十五美元的工作。次年夏天，商學院院長華萊士·多納姆要求我返回學校，擔任初級的教學工作。

　　院長需要一個即刻的答覆——此時距學期的開始僅有六周的時間——但是，我告訴他，我個人無法做出最後的抉擇。

　　我解釋說，我已經向一位女士求婚，如果我說服她嫁給我，我將會返回哈佛，否則，答案就會是否定的了。此時，瑪格麗特正在度假途中，她與其母親和姑媽正駕車橫穿美國大陸。在巴爾的摩的基督教女青年會，我終於找到了她們，通過那裡的一架付費電話，她聽到了——並且接受了——我的求婚。在返回加州的途中，她意識到已幾乎沒有時間為婚禮做準備，所以，從明尼蘇達的雷德溫，她發來電報，「該印製婚禮請帖了——你的中間名叫什麼？」「斯特蘭奇」（斯特蘭奇一名在英文中與「奇怪」一詞字母相同，均為Strange，故造成了瑪格麗特下面的誤會——譯者），我回電道。這一名字也是我母親出嫁前的名字。「奇怪也無關係，」她又回電問，「名字叫什麼？」

　　我們住進了劍橋市一套一間居室的公寓——我們只能在浴缸中清洗餐具——但一年多的生活卻是極為美滿的，即使在夢中也不過如此。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

　　五個星期之後，日本人偷襲了珍珠港。在一九四二年初期，商學院與美國陸軍航空兵簽訂了合同，培訓統計管理軍官。航空兵的規模正在迅速擴大，當閃電戰的攻勢在歐洲開始之時，我們已有將邁一千八百架飛機和五百名飛行員。到一九四〇年五月希特勒入侵法國時，羅斯福總統發出號召，每年至少要生產五萬架飛機。其結果似乎是，陸軍在一夜之間發現，它所試圖管理的，正是國家中最大和最複雜的企業之一，因此，它不得不向哈佛伸出了救援之手。

　　航空兵統計管理項目的主管是一位風風火火、極有才華的青年軍官，被稱為查爾斯·Ｂ·桑頓。他的工作成效直接影響到空戰方面的部長助理羅伯特·Ａ·洛維特的工作。羅伯特·Ａ·洛維特幾乎已經江郎才盡了，曾幾何時，他還是一位蜚聲紐約金融界的投資銀行家，精通關鍵信息的處理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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