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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九


  報上有很明顯的親猶太主義情緒。他們試圖做兩件事:第一,為共產主義的發展提供方便;第二,想看到所有的德國籍和非猶太籍的商人從他們的工作中被增出去。他們很奇怪地扔掉了英國式的判斷方法,認為一個人應該被踢出去就是因為別人說他是納粹。我告訴他們如果不經過法律程序,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一個人有罪的話,我是絕不會把他趕走的。當我說這些話時,他們顯得很震驚。

  如果除了這些雜七雜八的報刊外,有人肯抽空看點兒別的什麼,我願意給這份東西做封面。

  報刊和電臺所代表的公眾態度令我很失望,我覺得為他們服務了近40年真是大錯特錯,雖然為他們服務我感到很愉快。

  還有一件事被這些報刊羅羅喧嚷夾纏不清的是,他們認為我們在救助德國難民上,當然大多數是猶太人,管得太多了。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在我和大多數非政治官員的意見中,重建德國是至關重要的,我們需要將其作為反對俄國的緩衝區。事實上,恐怕我們已經浪費了太多的時間。如果我們任由德國分裂和德國人民被餓死的話,他們當然會倒向社會主義一邊,而德國倒向社會主義將敲響美國民主政治體制的喪鐘。我越是想起這些人民,就越後悔為什麼能從戰爭中倖存下來。

  1945年9月29日日記

  一個難以理解的問題在會談中被提了出來,我昨天想了想,認為我最大的優點和最大的缺點是我的坦誠和缺乏心計,而艾克說我最大的優點和最大的缺點是我的大膽。

  他說他的失誤和我一樣多,我的強項和弱點和他也很一致。他不應該讓我做軍事管制政府的官員,我告訴他,我認為巴伐利亞是德國管理得最好的一個州……在這裡,我們的清理和反納粹工作做得比任何別的州都好……

  艾克說,目前他對軍隊有足夠的控制權。他願將這個權力分到我手裡,也強過讓我去做巴伐利亞的軍事管制政府的官員,很明顯,他已經打定主意了。從他的角度看,因為格羅回家了,最好的辦法就是把我調到第15集團軍去,任務就是記錄歷史和總結戰爭策略。

  他談論著這事兒……並且說我應該受批評,因為我本可以坐回到三星上將的位置的,雖然他也當過集團軍指揮官。

  我告訴他我的意見是簡簡單單地辭職就完事了,他說他不主張這樣做,因為各方面都沒有壓力導致非這麼辦不可。

  我說如果這樣的話,那我該被批准繼續我在第3集團軍和巴伐利亞政府的任命。

  他說他認為成熟的意見是,我自然應該繼續目前的工作,但10到15天后,我還是應當接受第15集團軍的指揮權,雖然他本來認為我一旦理解了任務,就一定會圓滿地將其完成。但是,在他看來我不但自己沒有堅信正在實行中的政策的有效性,也沒能將政策的含義傳達給我的下屬。他們吸取這些不良的想法,就好像他們吸取我的戰鬥佈署一樣。

  目前看來我打了兩個主意,如果我一定要被踢進第15集團軍的高級指揮層,我是應該欣然接受呢,還是要求解除職務或安排辭職呢?如果我挑了後一種選擇,只不過是在犧牲了我的名譽的前提下,換來了一些自尊,但話又說回來了,我也立刻就成為了一件犧牲品。當反納粹的口號不攻自破時,當人們發現這不過是更能促進布爾什維克化的一種形式時,事情會背離我們的意願,向相反的方向不可挽回地直落下去。

  當事已如此時,我會聲稱我受任第15集團軍的指揮官是因為我心甘情願,但事實並不是這樣,我不願意成為其中的一分子,跟著他們一起打著反納粹的旗號,實際上幹著摧毀德國的事情。進一步講,就是這種完全非美國式的和近乎蓋世太保型的反納粹方式令我十分憎惡,也是我的英國式思維所無法理解,不能接受的,再講得明白點兒就是,我認為較之把德國完全毀滅,倒不如把它作為一個緩衝區,來對付真正的危機,那就是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

  這真是冠冕堂皇的假像。

  在會談中,艾森豪威爾將軍帶進來兩個人,一個是愛德考克將軍,他的G-5,另一個是道恩博士,很明顯,那博士是專為愛德考克提供情報的,他是個老奸巨猾的傢伙——是一個純種的德國人。我想他沒準兒還是個偽裝著的共產黨,我實在忍不住想對他發脾氣,但是我知道,如果我這樣做的話,就會出現更不利於我的報道,比以前的還糟。

  艾森豪威爾也在會談中提到,接到幾位下屬的報告,說我告訴他們目前應該鞏固德國,增強它的實力,因為未來的5年裡,我們要集中力量向俄國開戰。這兩個打小報告的官員毫無疑問就是愛德考克和比特,因為我從未對別人說過這些話,只是當他們倆是朋友才跟他們講的。我怎麼會當這些人是朋友?真是個失誤。

  艾克語出驚人,他說當敵對狀態在升級時,重要的是命令和紀律,但現在敵對狀態已經結束了,顯然最重要的是世界性的社會輿論保持一致——無論它是對是錯,這讓我想起戴克托的一句名言:「我的祖國,或許她是對的,但是無論對還是錯,她都是我的祖國。」借著這個套路,我們也能造個句子,「我的輿論,或許它是對的,但是,無論對還是錯,它都是我的輿論。」

  顯然,艾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以救世主自居了,因為每個人都在拍他的馬屁,除了我。

  艾森豪威爾將軍說他認為無論從政府所有的納粹官員中立刻撤掉多少,都會對巴伐利亞的治理產生負面影響,但他們應該被撤職。因為據他的經驗看來,總有些下屬要接管上級的工作。在戰鬥中,我相信這話對,在軍事管制政府中,也有可能是對的。這真是怪事,打仗的時候,我願意讓別人腦袋搬家,但到了和平時期,我的英國血統又讓我喜歡讓別人撤職,而且不走法律程序。但是,我仍然會按艾森豪威爾將軍的意願行事,不僅是從字面上,也是從精神實質上。

  因為從文林豪威爾將軍的舉動上看,我們無疑要撤銷弗雷特茲·斯恰菲爾的職位,所以我問他希望讓誰任長官,他說,「問道思,」我和道恩推薦了一個人,威爾海姆·赫格納博士,所以我6點半給哈金斯打了個電話,讓他撤銷斯卡福·蘭格和瑞特哈伯的職務,以及他們部門裡用納粹主義薰陶出來的所有成員,無論這會給巴伐利亞的治理帶來何種影響,也不管是否會導致饑荒——不僅是對德國人,也是對為避戰而流落在國外的人。這樣的處理方法看來是皆大歡喜了,不包括我。

  艾克顯然是太著急了,因為他本不該對我這麼友好的,幾乎見到我後第一句話就是,「如果你要打發這個晚上,當然要和我在一起,但我考慮到你應該儘快趕回拜德·陶茲去,所以我安排我的專列送你回去,7點難時發車。」6點半的時候,我登上了火車。

  我們離開時,還在大廳裡碰到了那群愛製造麻煩的記者們,艾森豪威爾問他們想瞭解些什麼,記者們要求他就我們剛才的談話發表一篇聲明。他說,「凡是在我認為適當的時候,就會與我的軍隊指揮官舉行會談。」然後就走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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