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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斯蒂芬·茨威格無論是作為一個作家還是作為一個人,高爾基都喜歡。他認為茨威格「優秀、謙虛、很有才氣」。他對茨威格寫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和《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十分讚賞。他曾說:「茨威格是一位出色的藝術家和非常天才的思想家。我覺得,在他之前誰也不曾帶著這種義士般尊敬的心情和對婦女的真摯的柔情來描寫婦女。而且沒有絲毫多愁善感,一切都如此樸實,如此明智」

  茨威格作為客人,在索侖托高爾基的家中度過了難忘的三天。在歸途中,他給高爾基打了封電報,感謝高爾基的盛情款待。

  在這段時間裡,高爾基與另一位著名作家的友誼也開始達到高潮。這位作家就是法國的羅曼·羅蘭。

  羅曼·羅蘭雖然只比高爾基年長兩歲,但兩人的身世和經歷都極為不同。

  早在1916年前後,高爾基就仔細地閱讀了羅曼·羅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表的所有的文章。

  正是這些文章,使高爾基產生了深深的共鳴,也使他記住了羅曼·羅蘭。正當這時,高爾基打算請國內外著名的當代作家為13到18歲的青少年寫一套名人傳記,由他主持的《帆》出版社出版。他的計劃是:《哥倫布傳》由挪威航海家南森執筆,英國作家威爾斯寫《愛迪生傳》、羅曼·羅蘭寫《貝多芬傳》,生物學家季米裡亞采夫寫《達爾文傳》,高爾基自己寫《加里巴的傳》。於是,高爾基給羅曼·羅蘭寫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親愛的羅曼·羅蘭,我熱切地請求您寫一部貝多芬的傳記,因為我相信,沒有人會比您寫得更好!」

  這是高爾基與羅曼·羅蘭長達20年之久的友誼的起點。友誼建立的基點是他們共同的理想。他們倆的一生,都在思考人和人類的幸福,都在嚮往光明,並且以文學為工具,做出了現實而偉大的貢獻。他們都真心實意地擁護無產階級革命,都熱愛世界上建立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正是這些共同的理想,使羅曼·羅蘭認識到高爾基是自己「在精神上不可多得的同志」,也使高爾基在給羅曼·羅蘭的信中驚奇地說:「在今天的歐洲,我不認識有誰像你那樣,滿腔熱血和激情,而且極少教條地考慮人和人類的未來。」

  他們互致對方的壽辰。高爾基50歲時,羅曼·羅蘭在信中寫道:「您誕生於冬盡春來,春分即將來臨之際,這種巧合就象徵了您的一生,它是和舊世界滅亡,新世界在狂風暴雨中的誕生緊緊相連的。」

  1926年羅曼·羅蘭60歲壽辰時,高爾基發表祝詞,稱羅蘭是「一位絕無僅有的鬥爭者,他固執地、不倦地致力於幫助在目前陰暗歲月裡,不懈地創造文化價值的人們。」在這之前,1925年,高爾基把《阿爾達莫諾夫家的事業》獻給了羅曼·羅蘭。

  5月時,高爾基充滿敬意地寫道:「請允許我把這部小說獻給您——獻給我所熱愛和尊敬的人。」羅蘭則回信談:「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東西像您對我表示的友誼那樣,使我感到如此自豪,感到這般幸福,衷心地感謝您!」

  當羅曼·羅蘭70歲壽辰時,高爾基再次致賀信說:「當解放了的人類回顧我們今天生活于其中的現實,瞭解它令人驚歎的悲劇性史詩的日子,您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勞動將會得到應有的評價。在這部史詩的畫卷上,將屹立著宏偉的巨著——《約翰·克利斯朵夫》和許多崇高藝術作品的作者的強大而又光輝的身影。您不僅在歐洲,而且在印度、摩洛哥和美洲都受到愛戴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國,人們對您愛得尤為熱烈。」他們一直渴望著相互見面與傾心交談。

  直到1935年6月,羅曼·羅蘭第一次返蘇時,才在莫斯科第一次與高爾基見面。他們相處了一個月。

  兩位作家一起會見了許多蘇聯作家、批評家、作曲家、畫家,一時成為文壇盛事。羅蘭唯一遺憾的事是自己不懂俄語,而高爾基也不懂法語。年近古稀的老人羅蘭竟興致勃勃地要學俄語,爭取下一次和高爾基見面時用俄語對話。但是,他們這一別就再也沒有了相見的機會。

  高爾基逝世以後,羅蘭在日記中說:「不,我過去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我對高爾基的感情有這麼深厚!朋友一旦消失,友情的深度反而被我發覺了。我們兩人之間的友愛,悲劇地顯露出來了。我懷著極大的痛苦感覺到,和他分別以來,我是天天在盼望著同他再一次會面,我敢說,高爾基也一樣,他也在盼望和我再見。1935年7月底,我們在莫斯科車站分手的時候,是我們兩人之間真正的親密友情交流的起點。」

  高爾基高尚的精神追求和磊落的人格,樸實的性格,傑出的藝術造詣,使得他一生當中與許許多多文學家們結下了深厚的友情。他有如一塊磁石,在他周圍永遠團結著無數文學界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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