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自傳(92)_學達書庫

九二

　　第十三章　《印度輿論》

　　在我繼續談到同其他的歐洲人的親密交往以前，我得先提兩三件重要的事情。不過，我同其中一個人的接觸，應該在這裡馬上談一談。狄克小姐的任命還不能滿足我的工作上的需要，我需要更多的幫助，我在前幾章提起過李琪先生，我同他很熟。他是一家商行的經理，他贊成我的建議，離開了那家商行到我這裡來做事，因而大大地減輕了我的負擔。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馬丹吉特先生來找我，提議創辦《印度輿論》，徵求我的意見。他已經開辦了一所印刷廠，我贊成他的建議。這個刊物就在1904年創刊了，曼蘇克拉爾·納紮先生是第一任編輯，但是經營這個刊物的工作卻必須由我來擔負，事實上我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這個刊物上了。這倒不是因為曼蘇克拉爾搞不了，他在印度辦過許多報刊，但是只要我在那裡，他便不肯為那錯綜複雜的南非問題寫文章。他對於我的見解極其信任，因此便把社論一欄推給我擔任。這個刊物一直到今天還是一個週刊，開頭有古遮拉特文、印地文、泰米爾文和英文四種版本。不過我覺得泰米爾文和印地文版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它們並沒有起應有的作用，因此我就把它們停了，免得給人一種欺詐的印象。

　　我原來並沒有想到我自己會在這個刊物上花什麼錢，但是不久我就發現，如果沒有我的經濟上的接濟，繼續出版是有困難的。印度人和歐洲人全都明白，我雖然不是《印度輿論》的正式編輯，實際上，經營管理是由我負責的。如果還沒有創刊倒也不算什麼，可是一旦已經出版，如果中途把它停下來，那就不但是一種損失，而且是一種恥辱。於是我不斷地給予資助，一直到後來我的存款差不多花光了，我記得有一個時候，我每個月要匯出75英鎊。

　　然而經過這幾年以後，我覺得這個刊物對印度僑團是很有好處的。它從來就不是被當作一種商業性的事業。由於它一直是在我的管理之下，這個刊物的變遷就可以說明我自己生活的變遷。當年的《印度輿論》就象今天的《青年印度》和《新生活》一樣，都是我的一部分生活的反映。一個星期接著一個星期，我把我的心靈都灌注到這個刊物的篇幅上去，就我的理解所及，宣揚非暴力抵抗運動的原理和實踐。有它出版的十年之間，即到1914年，除了我在監牢中被迫休息曾有所間斷以外，幾乎每一期的《印度輿論》都有我的文章。這些文章，就我所記得的，沒有一個字不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沒有故意誇大，或專門討好的東西。誠然，這個刊物已成為我鍛煉自製的好園地，對於朋友們來說，即它是保持同我思想接觸的一個媒介。

　　愛好吹毛求疵的批評家在裡面也找不到什麼可以非議的地方。事實上《印度輿論》的論調已迫使批評家們不得不抑制其筆鋒。如果沒有《印度輿論》，非暴力抵抗運動說不定就發動不起來。讀者希望從這個刊物得悉非暴力抵抗運動的可靠情況，也想從那裡知道南非印度人的真實情況。對我來說，這是我研究人類天性的各方面的一種手段，因為我一直想要在編者和讀者之間建立一種親密而正當的關係。我經常沉浸在讀者許多真情流露的信件中。由於寫信人的性情不同，來信有的是親切的關懷，有的是嚴正的批評，也有的是痛詆。研究、消化和答覆所有這些信件，對我是一種很好的教育。通過這些信件，我仿佛聽見了僑團的聲音。它使我完全懂得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責任，也因為我通過這個刊物抓住了僑團，使未來的運動能夠見諸實行，而且具有那麼尊嚴和無可抗拒的氣概。

　　《印度輿論》出版的頭一個月內，我便認識到新聞事業的唯一目的應該是服務。新聞報紙是一種偉大的力量，但是正如奔放的狂流能把田廬和莊稼蕩然摧毀一樣，一支不加控制的筆也能起毀壞作用。如果控制是來自外界的，那比沒有控制更加有害。只有內在的監督，才能有益。如果這個說法是對的，那麼世界上有多少報刊經得起這種考驗？然而誰能制止那些沒有用處的報刊呢？而且誰來當裁判？有用的和無用的必須象好的和壞的一樣並存，人們必須自己來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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