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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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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重歸印度 於是我搭船回國。途經毛裡求斯時,因為船停泊較久,我上岸觀光,瞭解了一下當地的情況。作為這個殖民地的總督查理斯·布魯斯爵士的客人,我在他那裡住了一夜。 我回到印度以後,花了一些時間到各地看看。當時是1901年,國民大會黨正在加爾各答開會,由丁紹·華恰先生(後來受封為爵士)主持。我當然也參加了。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國民大會黨的集會。 我離開孟買時和費羅澤夏·梅赫達爵士乘著同一列火車,因為我打算把南非的情況告訴他。我知道他的高貴生活方式。他包了一個特等廂房,我奉命到他的包廂裡坐一站和他談話。所以我就在指定的車站到他的包廂裡去,向他報告。在座的有華恰先生和金曼拉爾·謝達華先生(現在是爵士)。他們正在商談政治問題。費羅澤夏爵士一看見我便說:「甘地,看起來似乎幫不了你多少忙。當然,我們願意通過你提出的議案。但是我們在國內又有什麼權利呢?我相信,如果我們在自己的國家裡沒有政權,你們在殖民地的不會受到什麼好的待遇。」 我有點驚異。謝達華先生似乎很同意這種看法;華恰先生以憐恤的眼光看了我一眼。 我試圖說服費羅澤夏爵士,但是象我這樣的人要說服這一位孟買的無冕之王,是不可能的。我獲准提出我的議案,這件事實已使我心滿意足了。 「當然,你會把決議書給我看的,」華恰先生說道,這算是對我的鼓勵。我謝謝他,到下一站我便和他們告辭了。 不久我們到了加爾各答。大會主席受到了招待委員會的熱烈歡迎,並被接到他的住處。我問一個義務工作人員我應該上哪兒去。他送我到李朋學院,有很多代表都住在那裡。我的運氣還不錯。羅卡曼尼亞和我住在同一座樓,我記得他比我們晚到一天。 自然,羅卡曼尼亞還是和以往一樣,少不了要「設朝」接受人們的拜見。如果我是一個畫家,我就會把他端坐床上的樣子畫下來——整個景象在我的記憶裡是這麼生動。那時有無數的人來看他,今天我只記得其中的一個,即已故巴布·莫迪拉爾·戈斯,《甘露市場報》的主編。他們縱聲大笑並高談闊論統治人物的錯誤行為,這是令人不能忘懷的。 然而我想稍微詳細地考察一下這個駐地的情況。義務工作人員互相推諉工作。你請某人做一點什麼事,他便轉給別人,而他又推給第三者,就這樣推來推去。至於代表們,則是到處都找不到。 我和幾個義務工作人員交上了朋友。我告訴他們一些南非的情況,他們多少感到有些慚愧。我試圖使他們懂得為人民服務的秘密。他們似乎是理解了,不過服務並不象雨後春筍那麼容易成長。它首先決定於意志,然後是依靠經驗。就那些善良而心地單純的青年來說,他們並不缺少意志,但是他們的經驗可以說是等於零。國民大會黨每年開三天會,會後便去睡大覺了。一年才有三天的表現,人們能受到什麼訓練呢?而代表們同義務工作人員也差不多;比起義務工作人員來,代表們並沒有受過更好的和更長期的訓練。他們自己什麼事也不幹,卻經常指手劃腳地說:「義務工作者,做這,」「義務工作者,做那。」 就象這樣的地方,我還面臨著不少不可接觸的陳規。泰米爾人的廚房和其他人的廚房隔得很遠。對於泰米爾代表來說,在他們吃飯的時候,如果看見了別人,也算是一種玷污。所以就得在學院的空地上特別給他們弄一個廚房,用柳條板牆圍起來。廚房裡煙氣彌漫,令人窒息。廚房、餐室、洗衣間合而為一——緊密得毫無通氣的地方。在我看來,這就像是「梵爾納羯摩」①一種拙笨的表現。我對自己說,如果在國民大會黨的代表之間也有這種不可接觸的陳規,人們不難想像在他們所代表的選民之中存在的隔閡究竟有多大了。想到這一點,我不禁歎了一口氣。 ①「梵納羯摩」(Varnadharma),即印度教社會四大基本種姓的職責。 不衛生的情況壞到了極點。水溝到處都有。廁所只有幾個。我一想起那種臭味沖天的情形還有作嘔之感。我指給義務工作人員看,他們乾脆說:「那不是我們的事,那是打掃廁所的人幹的。」我要借一把帚子,那個人奇異地望著我。我找到了一把帚子打掃廁所,但是只為我自己。人那麼多,那麼擠,廁所卻那麼少,所以需要經常打掃,然而我一個人卻幹不了那麼多。所以我只能滿足於自己蹲得下就算了。而別人呢,似乎根本不覺得髒臭。 然而這還不算。有些代表夜裡乾脆就在他們房外的走廊上大行方便。第二天早上我指給義務工作人員看,卻沒有一個人打掃一下,而且我凝視即使我動手去掃,也沒有人願意分擔這種光榮。以後的情況雖然已大大改進了,但是時至今日,隨地自行其是從而損毀了國民大會黨開會場所的那種不用腦子的代表,也還是大有人在,而所有的義務工作人員也還不是願意老釘著他們打掃的。 我看如果大會開的時間拖長了,這種情況對於發生傳染病倒是十分有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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