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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第十一章 衛生改革和饑荒救濟

  要我甘心做一個不起作用的政治團體的會員,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一向厭惡隱瞞或漠視僑團的缺點,也不願意不消除它的瑕疵而要求各種權利。所以我在納塔耳定居下來以後,就一直致力於清除人們對於僑團的指責,雖然這些指責並不是毫無根據的。這種指責往往是說印度人的習慣很邋遢,屋裡屋外總是不乾淨。因此僑團裡的主要人物已開始把他們的屋子收拾得整整齊齊,但是挨家挨戶的檢查卻是在杜爾班即將發生鼠疫的報告公佈以後才進行的。這是和城裡的神甫們商量並且得到了他們的贊同以後進行的,他們本來也希望和我們合作。我們的合作使他們的工作更加順利,同時也減輕了我們的困難。因為城裡一旦發生了傳染病,當局者照例總是沉不住氣,採取過分的措施,以高壓手段招致人們不快。僑團因為自動採取了衛生措施而避免了這種壓力。

  然而我卻得到了一些痛苦的經驗。我明白,我不能象我指望僑團本身爭取權利那樣,輕易地指望它完成自己的責任。在有些地方我受到了侮辱,在別的地方則又遇到了客氣的輕蔑。要人們保持環境衛生,這對他們太麻煩了。要指望他們出錢做這件事,更是不可能。這些經驗更好地教導了我:沒有無限的耐性,要人們做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迫切需要改革的,是改革者自己,而不是社會,社會所能給與他們的,不是別的,而是比反對、厭惡、甚至殘酷的迫害好不了多少的東西。為什麼社會不能把改革者象珍視生命一樣所珍視的東西看成是一種退步現象呢?

  不過這次鼓動的結果卻是:印度僑團多少懂得了保持他們的屋裡屋外清潔的必要性了。我受到了當局的敬重。他們明白,我雖然好為他們打抱不平,竭力為他們爭取權利,我還是積極對待並堅持自我純淨的修養的。

  然而還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喚醒印度僑民對於祖國的責任感。印度是一個貧窮的國家,印度僑民到南非來尋找財富,當他們的同胞處境困苦的時候,他應該貢獻一部分收入給他們。這一點在1897年和1899年的可怕的饑荒年頭裡,他們做到了。他們捐獻了不少錢救濟饑荒,1899年的捐獻比1897年還要多。我們也呼籲英國人捐默,他們很好地響應了。就連印度契約工人也捐了錢,而這兩次饑荒所建立起來的制度一直繼續下來,我們知道,一到印度遇有民族災難的時候,南非的印度僑民總有一大筆捐款。

  南非的印度僑民所提供的服務,就這樣在每一個階段對我顯示了真理的新含義。真理象一棵大樹,你越是培植,他所結的果子就越多。在真理的礦藏之中,越是追尋得深,發掘的寶藏就越富,這就顯示了為人服務所開闢的越來越多的多種多樣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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