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自傳(58)_學達書庫

五八

　　第二章　風　　暴

　　我們已經講過，這兩條船是在12月18日左右在杜爾班港口下錨的。乘客經過一次徹底的衛生檢驗之後，才可以在南非的任何一個港口登陸。如果船上有任何乘客害著傳染病，它就得被隔離一個時期。我們起程的時候，孟買正有鼠疫，因此我們恐怕得遭受一個短時間的隔離。在進行檢驗以前，每一條船都得升上一面黃旗，經醫生檢驗證明為健康以後，才能下旗。等到這面黃旗下來了，乘客的親友才可以上船相迎。

　　當醫生上來檢驗我們的時候，船上照例懸掛著黃旗。他下令把我們的船隔離五天，因為照他的意見，鼠疫病菌最長可以生存二十三天。所以我們的船奉令隔離，直至我們離開孟買已滿二十三天為止。然而這一道隔離的命令，除了衛生上的理由，卻還有其他的考慮。

　　杜爾班的白種人聽說我們又回來了，正在那裡感動，這道命令的理由之一便是出於這種騷動。達達·阿布杜拉公司把每天城裡所發生的事情都通知我們。白種人每天都舉行大會，極盡威脅恫嚇之能事，有時甚至利誘達達·阿布杜拉公司。他們準備賠償公司的損失，如果把這兩條船打回印度去。然而達達·阿布杜拉公司並不是害怕恐嚇的人。阿布杜爾·卡利姆·哈齊·阿丹賽是當時這家商行的股東經理，他決心以任何代價使這兩條船靠碼頭，讓所有的乘客登岸。他天天寫信把詳情告訴我。幸而已故曼蘇克拉爾·納紮先生當時正在杜爾班，他是特意到那裡來接我的。他是一個能幹而無所恐懼的人，他指導著印度僑團。他們的律師勞頓先生也同樣是一個無畏的人。他譴責當地白種人的行為，不但象一個受聘請的律師，而且象一個真正的朋友一樣地幫助僑團。

　　這麼一來，杜爾班便成了一場不平等的決鬥的場所了。一邊是少數貧窮的印度人和他們的幾個英國朋友，另一邊卻是無數的白種人，這些人在武裝上、數量上、教育上和財富上，都比印度人強得多。他們還得到國家的支持，因為納塔耳政府公開地幫助他們。內閣最有勢力的閣員哈裡·艾斯坎比先生公開地參加了他們的集會。

　　所以這次隔離的真正目的是想通過對乘客或代理行公司的威脅恐嚇，強迫乘客返回印度。因為這時也開始向我們提出威脅了：「如果你們不回去，一定會被拋到海裡去，但是如果你們願意回去，你們還可以收回路費。」我不斷在同船乘客之中走動，給他們打氣。我還給「納德利」船上的乘客送出慰問函。

　　他們全都保持鎮定和勇氣。

　　我們在船上安排了各種各樣的遊戲，使乘客得到娛樂。聖誕節那一天，船長宴請頭等艙的乘客，我的家眷和我也都是主要賓客。我在宴後的講話中談到西方的文明。我知道這並不是發表一通嚴肅演說的場合，可是除此而外，我沒有什麼話好講。我也和他們一齊歡樂，但是我的心卻是沉淪在杜爾班的戰鬥中，因為我是真正的目標。反對我的有兩個理由：

　　一、說我在印度的時候，肆意譴責了納塔耳的白種人；

　　二、說是為了擠滿納塔耳，我特意帶來了兩船印度人到這裡來定居。

　　我意識到自己的責任。我知道達達·阿布杜拉公司為了我，正冒著嚴重的風險，乘客們的生命處在危險之中，我把家眷帶來，也使他們陷入危境。

　　然而我絕對受了冤枉。我沒有勸誘過任何人到納塔耳去。乘客們上船的時候，我還不認識他們。除了有一對夫婦是親戚之外，船上幾百個乘客的名字和住址，我連一個也不曉得。我在印度的時候，關於納塔耳的白種人，我也沒有說過一句我在納塔耳不曾說過的話。而且我所說過的話，都有無數的事實為證。

　　因此我對於體現在納塔耳白種人身上的文明，對於他們所代表和擁護的那種文明，不能不感到悲哀。對於這種文明的想法，一直就在我的心頭，所以我就在這個小小的宴會上，把它談出來。船長和別的朋友都耐心地聽我發言，並且接受了我的發言的基本精神。我不曉得這一席話對他們的生活究竟有什麼影響，但是後來我和船長以及其他的官負曾經長談過西方的文明。我在發言中把西方文明描寫成為主要是以武力為基礎的文明，這和東方文明是截然不同的。提問題的人使我更堅定自己的信念，其中有一個人——我記得是船長，卻對我說：

　　「如果那些白種人當真把他們的威脅變成事實，你的非暴力的原則怎麼頂得住？」

　　我回答說：「我希望上帝會給我勇氣和理性來寬恕他們，並且不以法律對付他們。我對他們不生氣，他們那麼無知和狹隘，只有使我感到可惜。我知道他們是真誠地相信他們今天的作為是正確而恰當的，所以我沒有理由和他們嘔氣。」

　　提問題的人微笑了，可能是不以為然。

　　日子就這樣疲勞地拖下去。什麼時候隔離期滿呢，誰也不知道。執行隔離的官員說，這件事已超出他的職權範圍，他說只要政府下令，他便准許我們上岸。

　　最後通諜終於發給乘客和我了。他們說如果我們想要逃命，就只有屈服。乘客們和我在答覆中，都認為我們有在納塔耳港口登陸的權利，並暗示我們不惜任何代價進入納塔耳的決心。

　　二十三天期滿那一天，這兩條船獲准入港，准許乘客登陸的命令也下來了。

學達書庫(xuoda.com)